办好国企的根本目的是要创造更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从而为实现国企和民企的共同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对所谓国企‘垄断’的指责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客观的。”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一位国企高管说，“无论是国有企业真实的垄断规模，还是垄断后所起的作用，都存在许多误解，还有一些是明显的误导，有的甚至是对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刻意扭曲与有意忽视。”

　　“十一五”期间，中国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实现了从“中国500强”到“世界500强”的跨越。而前一段时间里，有一种声音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完全归因于国企的垄断地位，并进而将深化国企改革等同于打破国有企业在一些关键性部门的主导地位，让国有企业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让国企统统私有化，等等。

　　在真正了解国有企业的专家眼中，这种观点是有偏颇的，是一种误导。

　　国企存在的范围

　　不是以垄断或竞争为依据

　　对任何问题的分析，如果脱离了科学、客观的逻辑，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所谓‘国有企业垄断论’并不符合实际。”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部部长许保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目前的国企中，完全垄断型的企业很少。即使在一些普遍被认为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中，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国际竞争非常激烈，并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在市场上真正占有垄断优势。

　　“在117家央企中，真正算得上垄断企业的可能只有8家。”他一一作了列举：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以及中国盐业总公司的食盐专营业务。

　　“虽然少数具有垄断特征的行业是国有企业分布得比较集中的领域，但从本质上看，国有企业存在的范围并不是以垄断或竞争为依据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瑞谈到，实际上，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大部分行业，如建筑、房地产、汽车、机械制造、信息产业、商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则都具备了较强的竞争性。

　　还有一些声音，把无论国有私有、无论中资外资都普遍存在的“大企业通病”——比如决策低效、官僚层级制度、浪费、高管高薪等，也只与国有企业垄断联系起来。在一些专家看来，这也有失公允。

　　“把大企业病简单地归咎于所有制，归咎于垄断，并不科学，也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认为，垄断作为一种市场结构状态，与所有制形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相比较，中国仅有少数行业由国企掌控，而在私营企业占绝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的则是更广泛、隐蔽更深的垄断。”

　　有专家进一步分析指出，由于中国的一些行业垄断是由国有企业实现的，因此才可能让垄断服务于99%，而不是1%，这使国有企业垄断的目的具有了公益属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斌谈到，私人垄断资本关心的是自己的资本利润，而国企则需要同步承担公共利益：保障经济发展、保障人民生活基本需要、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尤其是，当跨国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之时，要起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性作用。

　　因此，有专家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这包括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更进一步地做大做强、维护价格稳定、提高社会监督水平，等等。

　　“这一切都不能以削弱国家控制力为代价，不能让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被私人或外部资本控制。”专家特别提醒。

　　等待民企逐渐成熟

　　“多年来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放开市场、打破垄断，这从近年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就可以看出。”许保利告诉记者，尽管在落实上仍存在不足，但国企垄断的根本目的是要创造更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从而为实现国企与民企的共同发展壮大奠定基础。

　　在他看来，当前之所以还要在少数领域保持国有企业的绝对控制力，主要由于“民营企业的羽翼尚不够丰满”，再加上相关的体制机制也不够完善，导致国企在这些领域放弃控制力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首先，民营企业目前还没有力量承担保障经济正常运行和人民生活基本条件的重任。

　　根据相关统计，截至2011年底，117家中央企业的近9成资产集中在石油石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矿业、冶金、机械行业等少数行业。此外，这百余家央企承担了几乎全部石油天然气、乙烯生产，全部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增值服务，发电量的60％以上，电力设备的70％；在第三产业，中央企业承担民航运输周转量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的89％……

　　“其实，静下心来看一看，就不难看出，这些行业都是对于调控宏观经济运行非常重要的领域。而根据以往的经验，由于民营资本自身的逐利性以及监管机制不完善，一些行业一旦贸然放开，结果很可能就是失控。”对此，许保利还做了如下分析：

　　一是由于民营资本以追逐利润为首要目标，事实上存在着为私利忽视乃至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这些年来，许多民营资本进入较多的行业，也是价格上涨最快的行业。”

　　二是民营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其投资“无利不起早”、“挑肥拣瘦”、“有好处就上，没好处就跑”，投资中存在的短期逐利行为与经济稳定发展的长远目标有矛盾。

　　“比如煤炭开采领域，发达国家的煤炭回采率为60%80%。国内的两家中央企业中，一家是72%，另一家是86%；一般的大型煤矿为45%左右，而私人投资的小型煤矿回采率只有15%20%，小煤矿采一吨煤要浪费两吨、三吨煤。我们的资源本来就少，经不起这样的浪费。”他说，提高回采率意味着更多资金和技术投入，但民营资本一般不愿做这种“费时费力”的“苦差事”。民营资本算的只是多少投入、多长时间能盈利多少的账。

　　三是由于民营资本体量相对较小，没有能力承担抵挡冲击、保障经济正常运行的重任。

　　“以电信行业为例，目前增值服务已经放开，而基础电信网还没有放开，除安全考虑，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后者建设成本太高，全国建一个类似网络至少需要2000亿元，当前国内任何民营企业恐怕都无法承受。”

　　其次，在一些专家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民营资本尚无法担当国家经济的“防波堤”和“安全阀”的大责。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退出的行业，民营企业并没有占据控制地位，反而为外资垄断让出了市场，给经济安全埋下隐忧。

　　早在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披露，在中国28个主要行业中，外国直接投资占多数资产控制权的已经达到21个，每个已经开放产业的前5名几乎都是由外资所控制。

　　“很多都是当初国有企业退出的领域。”高梁说，本想给国内民营资本创造更多发展空间，结果却让外资控制了许多行业，有些甚至是重要的行业。这说明在面对跨国垄断资本的激烈竞争时，当前中国的民营资本还不是真正的强大的对手。

　　“有人说把民营企业组织起来，来抗衡跨国公司，但这同样是理想化的想象。”杨斌坦言，“把再多的小舢板拼组起来，也成不了航空母舰。”

　　环视全球，不难发现，市场不断开放下的后进国家，其民族企业多半成了跨国公司的附庸，除了获取低廉利润之外，难以做到通过资金、技术、人才的积累实现自主创新，也很难成长为可与跨国公司匹敌的巨型企业。而在跨国企业遭遇困境时，还很容易成为风险转移与危机转嫁的对象，陷入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