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发生在拆迁签约现场的巧家爆炸案，无论当地警方如何努力解释与拆迁无关，仍然无法打消弥漫在百姓心目中的不信任。对于这个西南小县城来说，征地拆迁、加速城镇化是为数不多的发展路径之一；而对于以打零工为生的青年赵登用来说，生命就像一粒尘埃，只在最后消逝时方才昙花一现。

　　爆炸，最后的清晨

　　海拔840米的巧家县城，夹在金沙江和大山之间，清晨吹过短暂的凉风之后，一旦太阳爬上山头，就变成30多摄氏度的热锅。

　　5月10日，清晨7点，26岁的青年赵登用从他的出租屋出发了，骑着那辆崭新的黄色银翔牌摩托车，照例来到红卫街灯塔下，这里是县城唯一一个打零工者聚集的劳务市场。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除去偶尔回老家的时间，他几乎每天早晨7点钟准时出现在这里，一直到天黑才回出租屋。

　　差不多同时，30岁的妇女冉祎也出门了。她的家在县郊的迤博村六组，门前是一片刚刚平整过的土地，不久的将来，房地产开发商会在这里建起新的小区。长年的操劳，让冉祎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很多，额头已经有了深深的皱纹。她在距离劳务市场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饭馆，丈夫李维友告诉我们，平日里妻子总是早早出门去菜市场购置一天的菜料。这一天，冉祎吩咐了别人去买，她着急去县城另一侧的花桥社区排队，等待工作人员上班后签署房屋拆迁补偿协议。

　　赵登用死后留下18岁的妻子曾建花和不到2岁的儿子

　　花桥社区居委会在县城偏僻的角落里，以前曾是消防大队的院子，后来巧家县城规划区土地与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指挥部在这里设了一个工作站。5月10日，是迤博村最后一批房屋被征收户签补偿协议的第一天，在这之前，迤博村已经有两批村民签署了这份协议。一位六组村民向我们回忆，按照指挥部的说法，5月15日是最后的期限，再不签协议就会强行拆迁。“眼瞅着已经板上钉钉了，还不如早去签了拉倒。”有的村民为了获得一点奖励，甚至忙活着在前一天搬空了家里的东西，只等协议一签，推土机进场。

　　8点钟不到，在县国土局地质环境股上班的刘明也赶到了花桥社区。等他把便民服务大厅里的两张桌子擦干净摆好的时候，同事胡宗玉和张迎波也来了，他们都是被工作站临时借调过来帮忙，第一天来这里上班，主要负责在一楼的大厅为前来排队的村民编号。

　　直到这时，赵登用、刘明以及冉祎，并没有任何命运的交集。

　　7点半左右，赵登用等来了第一个活儿，一位姓马的老板过来叫走了他和另外3名工友。其中一位工友林国财向我们回忆，那天马老板的活儿是把黄硫装上车，可是最后价钱没有谈拢，四人又回到了灯塔下继续等活，时间大约在8点30分。

　　在家里接到妻子打来电话的时候，李维友刻意看了看表，也是8点30分。冉祎让他赶紧骑摩托车赶到花桥社区签字，拆迁协议上的户主是李维友的名字。

　　几乎同时，在灯塔下等活的林国财看到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从坡下走上来，他背一个牛仔质地的双肩包，想搭赵登用的摩托车去花桥。没有零活干的间隙，赵登用也会抽空做些载人的活儿。男子提出车费3元，赵登用不愿去。价钱没谈成，男子背包向前走去，走出没多远，赵登用喊了句“5块钱送你去”。男子停下，赵登用发动摩托车骑过去，男子跳上车，两人往花桥方向开去。

　　这是赵登用留给工友们最后的背影。不止一人向我们回忆，当时赵登用只穿了一件浅绿色军用衬衣，并没有穿深色外套。

　　太阳越来越毒辣，穿一件篮球背心的刘明，坐在桌子后面不停地擦汗。胡宗玉坐在中间，右手边是刘明，左手边是张迎波。来签协议的村民陆续多起来，院子里零零散散聚集了六七十人，他们先在一楼的桌子前编完号，然后以三户一组上到二楼会议室签字。

　　李维友赶到时，冉祎已经排在了桌子前，他们家的编号是13号。除了李维友夫妇，这时候，桌子前还有几个人：62岁的邓国英，她是李维友的嫂子，背上还背了1岁多的小孙子；唐天荣，邓国英家的上门女婿，也就是那个小男孩的父亲，25岁。他们家排到的号码是14号。刘明他们告诉李维友，再等一户家庭，三家一起上楼去签协议。也许是觉得签协议算件大事，唐天荣这天早晨特意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色短袖衬衣，还装了一包平日里舍不得抽的玉溪烟。他抽出三根分给桌子后面的刘明、胡宗玉和张迎波，虽然大家都不认识，但香烟架起了桥梁，大伙边抽烟边随便吹着牛皮。

　　时间就定格在9点钟前后的这几分钟。公安局提供的现场监控录像，展现了赵登用的部分活动轨迹。5月18日下午，在巧家县委宣传部的会议室里，我们反复、仔细地又观看了几遍这些视频资料。

　　赵登用最早出现在镜头里的时间是8点59分18秒。四号摄像头的记录显示，赵登用里面还穿着那件军绿色衬衣，外面却多了一件深色外套，有点类似带帽子的运动服。敞着怀，没有拉拉链，左侧衣领外翻，差不多露出整个左上臂，左手缩在袖子里，右手则放在胸前，随意地拉着双肩包的一根包袋。赵登用的步伐奇特，走路像是轻飘飘地踮着脚后跟，不急不慌，并不像是径直来找人或办事的样子。8点59分33秒，赵登用走出监控范围，9点零38秒左右，他又连续两次出现在屏幕右下角，转身的时候，他后背的双肩包完全暴露在镜头之下——深色，从包内物品的轮廓大致可以判断，是一方形物品。

　　与此同时，一号摄像头也做了同步记录。从8点59分18秒至9点3分，赵登用背着双肩包在大厅前的水泥路上来回徘徊，至少转了两圈。其间，他没有与人交谈，没有接打电话，有点漫无目的，又有点心神不宁。左侧拉下来的外套一直没有提上去，左手也一直没有暴露在视线之内。

　　9点4分6秒，赵登用缓步走上了便民服务大厅的台阶，在迈向第二个台阶前，赵登用一只脚踏在第一台阶上，迟疑了足足三四秒钟。然后，他站到了大厅的墙角处，从位置上推断，也就是刘明他们登记编号的桌子前，身子被墙壁遮挡，只露一个双肩包在镜头中。

　　时间仿佛凝固了。赵登用的右手边，可以看见背着小孙子的邓国英和穿着白衬衣的唐天荣，唐的前面就是冉祎夫妇……9点4分39秒，一团白色耀眼的强光，黑屏，爆炸了。

　　刘明记得，唐天荣给的那支玉溪烟还没抽完，就失去了知觉。“一声脆响，人像个皮球一样被重重摔了出去。”躺在巧家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刘明边向我们回忆边一个劲儿地抽烟，他解释说是为了缓解紧张和恐惧，直到现在如果病房的门关重了还会吓一哆嗦。50岁的刘明当过兵，当年还曾上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他很快回过神来，凭着一股子猛劲儿，一骨碌爬下了台阶，“害怕有连环弹啊”。

　　李维友挣扎着坐起来，脑子里嗡嗡响，好像一时间世界恢复了宁静，其实是耳膜被炸穿听不见了。不远处，嫂子邓国英趴在地上，想使劲站起来却一次次失败，足足尝试了两分钟才爬起来。背上的小孙子并没有哭，大概是还没有反应过来。没看到唐天荣，李维友拼命喊着妻子冉祎的名字，过了好一会儿，他看到了妻子，仰面躺在不远处地上，嘴巴使劲一张一张，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爬下台阶的刘明瘫在花坛边上，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幕：“桌子和凳子完全没了，一块木头都不见了”，文件夹一角插进了张迎波的脖子里，胡宗玉则完全没了知觉。更恐怖的是，开始恢复痛觉的他，伸手摸了一把脸上，竟然满是肉屑。大厅墙壁和天花板上，散布着鲜血、肉屑和残缺的器官；地上，一只胳膊、半条腿、两根脚趾头还在不停地抽搐……有人开始当场呕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