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

　　谢亚龙习惯写信，与远在重庆的家人来往都是以书信的形式表达。儿子谢天竞，是谢亚龙在书信中最频繁提及的人。谢亚龙曾对母亲说，最要紧的是把小天竞带好，他是谢家的根，也是他爷爷的希望。

　　2004年春节，在陕西省安康挂职市委副书记已两年的谢亚龙，把读小学四年级的天竞从北京送到安康下面的岚皋县麦溪乡小学。后因课程设置落后，谢天竞才提前回京。当时不少人质疑这是谢亚龙在作秀。

　　事实上，此次控诉也包括谢亚龙在安康的挂职期间。根据起诉书的指控， 在1998年-2010年中，谢亚龙先后接受青岛英派斯集团共计20万元款项，为其谋取利益。而谢亚龙的抗辩则称，他2002年担任安康市委副书记期间，英派斯赞助了150万元的器材。

　　“其间，他们曾经拿出8万元，正好那时候（我）买房需要钱，就说这8万元是借的，2003 年的时候，在西安已经把借的那8万元还了，没有其他的钱。我和英派斯的领导是朋友关系，没有行贿和受贿。”谢亚龙辩解说。

　　出于对孩子的保护，谢家没让留学的天竞回国参加父亲的庭审。而在谢亚龙被抓后，谢天竞在QQ的署名改为“坚定信仰”。谢亚梅说，这说明孩子对父亲的信任和尊敬并没有改变。

　　谢亚龙也曾评价过自己的父亲。他在书信中多次形容自己的父亲脾气暴躁，但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的是，他似乎遗传了这一性格。

　　有一次在球场里，他实在受不了看台上球迷大喊“谢亚龙下课”，冲着一个辱骂他的球迷喊：“你下来！”球迷挑衅他：“你丫上来！”来回几个回合，一时传为笑谈。

　　在2006年年初，足球记者李承鹏在广州花园酒店等朱广沪，谢亚龙走过去质问他：“你怎么说中国足球是一坨屎呢？”话不投机的两人当场就在大厅吵了起来。

　　从谢亚龙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曾经当警察的父亲，在育儿上信奉的是“黄荆条下出好人”的教条。

　　即使谢亚龙上了中学，其父对他所实施的仍是“打罚教育”。谢亚龙曾回忆说：那时，家里的气氛很紧张，我和爸爸时有拔弩张弓之势，我强烈地萌生了走出这个家庭的愿望，给在云南边疆建设兵团的朋友写信，要求吸收我过去。恰在这个时候，陕西的一位亲戚按爸爸的意思给我办了在那里（陕西）上学的手续，云南的回信未至，我等不及了，按父亲的意志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陕西的亲戚”是指谢亚龙的堂哥，家里都叫他荣祖哥。但由于他比谢亚龙大很多，实际上成了谢亚龙的“继父”。不过，谢亚龙还是以“孤儿”的身份办了户口。

　　因为“死倔脾气”，他五年没有回家，父亲来陕，也躲开不见。“当年处于青春叛逆期，对被父母送走是有怨气的。后来读了大学，当上了官，做了父亲，渐渐开始理解父母的苦心。”谢亚龙曾忏悔地说。

　　从学者到官员1986年，他在信里兴奋地跟父母分享自己的进步：前几天国际奥委会会刊寄来了两本杂志（英文版、法文版），我的一篇论文在“新观点”栏目中被摘引转载了，这是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在奥委会会刊上的第一篇文章，算是前进路上进一步得到承认和安慰吧。

　　在1989年的亚运科技大会上，谢亚龙用英语进行了45分钟的发言，并登上了《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被誉为中国体育科技界“升起的一颗新星”。 他迫不及待地把这份荣誉用家信告知父母。吊诡的是，这张被谢家珍藏的报纸，头版文章的旁边，就是《反贪污贿赂斗争深入开展，全国检察机关上半年立案逾2万》。

　　在进入国家体育总局工作前，谢亚龙基本是个纯学者，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 学术上的突出成就，让他进入了时任国家体委领导人的视野，组织上决定调他担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秘书。

　　谢亚梅告诉《南都周刊》记者，当时，谢亚龙的导师、北京体育大学教授田麦久专程到重庆找到她，让她劝谢亚龙留下来。田说：“你是他最亲的妹妹，请劝说谢亚龙别去当秘书，他是一个难得的科研人才。他会后悔这样的选择。”

　　但谢亚龙最终还是选择了从政，这也注定了他今天的悲剧。

　　有一段时间，谢亚龙曾在家信里向亲人抱怨了自己在官场上的困惑。有一年他作为中国艺术体操队领队带队在日本出差，用酒店的信签纸给妈妈写了信：我又是以副职代理正职，司内（注：群体司）领导班子未定，故有“想法”者颇多，是是非非，争争斗斗，不可避免。我的工作难度尤其大，工作就更累了。每天回家，只想休息。我才40多岁，事业才刚刚有点头绪，日子还很长，真是该注意身体了，但是力不从心。

　　1996年，谢亚龙任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在其母亲肝癌病危时，谢亚龙在家书中写道：身为一司之长，机构改革，职能调整，人员分流，这是关键的时候，却又祸不单行，有人无理取闹，到法院起诉我司，马上就要开庭，要办理法庭调查。因涉及1000万的经济合同，非同小可。尽忠尽孝，我进退两难。

　　前《足球报》资深记者苏葭，对足坛之事熟稔。在苏看来，谢亚龙的能力，主要表现在行政管理上，这一点是他区别于前任阎世铎和后任南勇。

　　谢亚龙并非足球专才，甚至在媒体面前，还闹出“中国女足身体肌群中最需要训练的是叉腰肌”的笑话。苏葭认为，谢亚龙做过多年领导秘书，作风是典型的政工干部，精于算计，城府很深。

　　“他在公众面前总是面带微笑，但他在足协任上时，却开创了对媒体封杀最为严厉的时期，一个电话打到电视台，就能封杀一个主持人或者节目。” 苏葭说，“这一点他和与足球记者交情颇好的南勇完全不同。他是一个笑面虎”。

　　谢亚龙的“城府”，同样表现在此次庭审之中。根据苏葭的转述，律师会见时，由于专案组在场，谢亚龙用《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和“甄士隐”暗示律师，他选择在庭审时翻供和踢爆刑讯逼供，他都表现出了在官场上磨砺出的“匠心”。

　　“他时机算得很准。如果在羁押期间就说出这些事儿，没准儿就被‘躲猫猫’了。”

　　不少亲友“恨”他苏葭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不会把谢亚龙简单地看成一个被冤枉的“清官”。

　　“一个官员是否贪腐，不会写在脸上，贪官在日常生活中就是邻家的叔叔阿姨，他们也可能会表现得很有人情味，或者说，一个杀人犯也会有爱老婆孩子的动人故事。” 苏葭说，“人性的颜色不会是非红即黑，人性是灰的。”

　　在谢亚梅看来，当初抓捕哥哥是以“为亲友牟利”名义，她觉得太荒唐。“这些年，家里的亲戚多少都去找过他，他一个事情都没给办。不少亲戚都恨谢亚龙。”

　　1990年代初，这一时期的家信，谢亚龙也隐隐地向家里抱怨，自己受不了各地亲戚开后门的要求。他曾对母亲说，自己过得很苦：“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身体从运动员挣扎到教练，从教练挣扎到本科，从本科挣扎到研究生。”

　　据谢亚梅讲述，她退休前在重钢当工人，工作的地点在郊区的歌乐山，开15吨的重卡拉矿石。父亲去世后，妈妈身体又不好，她想调回城里，方便照顾老人。她曾央求过那时已经给体委主任伍绍祖当秘书的大哥。

　　“每次回重庆，地方上简直把这个部长秘书当皇帝接待。你说，帮我调个工作又好难嘛？但他就是不办。”

　　原来在单位上就爱好文艺的谢亚梅，退休后，女儿小花建议她去电视台试试。她从群众演员做起，先后出演了几十部电视剧，尤其是在重庆方言剧《麻辣冤家》饰演的“谢二婶”让她成了当地的影视名人。“重庆看电视的80%都认得我。”谢亚梅，还在《疯狂的石头》里出演过角色。

　　2009年以前，外界没人知道荧幕上的“谢二婶”就是谢亚龙的亲妹。直到谢亚龙从足协下课，当地媒体才挖出了这段关系，并且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消息很快传播了出去。

　　“大清早我就接到哥哥的电话，简直是气急败坏，质问我干吗接受记者采访。我很委屈，我从来不靠他出名，足球名声这么臭，躲还来不及呢。”

　　此后兄妹俩约定，谁也别再跟媒体提他们的关系。

　　但是现在，谢亚梅站了出来。“如果哥哥不进局子，我会遵守约定，但现在他倒霉了，我要为他说话。”

　　谢亚梅说，她脑海里总出现这么一个场景，一个正常人走进一个疯人村，然后被疯子骂成神经病，被打了出来。“这个正常人，就是我的哥哥。”

　　谢亚龙多次说，自己没办法在父母身边尽孝，他特别感谢妹妹照顾父母，“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想起他说要报答我就好笑，他为弟弟妹妹做过什么？他自己现在进去了，怎么报答？”谢亚梅苦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