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6日，吴英非法集资案在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吴英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余元

　　“最高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的消息一出，吴永正的手机几乎快被打爆了。

　　4月20日下午短短几小时里，他接了三十几通电话。电话轰炸使吴永正的情绪开始变得有些激动。5年漫长而煎熬的等待，更让他难以平静——等待死刑复核的93天里，这位始终在为女儿命运四处奔走的父亲见证了一场从吴英“死与非死”、“罪与非罪”到民营经济改革的争论。

　　“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自从5年前吴英被捕，坏消息就一个接着一个。2012年1月18日，吴永正等来了让他无法接受的结果，那一天，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英案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

　　这让吴永正一下又成为媒体焦点——法槌刚落，就有4家网站联系到吴永正，要为其开通微博。吴英的辩护律师杨照东则接着一个个记者打来的电话。那天夜里，这位律师发表了一篇博文《如此裁判，焉能服众》：“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度里，一个不被百姓接受、不符合民意的判决一定是个有问题的判决。”

　　这篇文章被人们不断转发，网络上顿时掀起了一片声援吴英的浪潮。吴永正看着微博，一夜无眠。

　　第二天，他用“吴英的父亲”这个微博用户名发了一条微博，“我是位农民，文化水平低，不太会打字，让家人帮我代发，在这感谢这么多关注和支持我女儿吴英的朋友，再过三天就是春节，回想起庭上宣判时我女儿频频回头用无声的口型叫着爸爸，望着女儿消瘦的身子，我不禁老泪纵横。”

　　由于不会用电脑打字，有想法要表达时，他就打电话给家人，让他们帮自己发微博。为了方便，家人干脆帮他把每天都要浏览的网站设置成首页。

　　1月25日，大年初三，被称为“中国律师界的荣耀和良心”的大律师张思之，给最高人民法院一级大法官张军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写道：“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这是这位中国律师界泰斗自聂树斌案后，第二次给最高法写公开信。“它（吴英案）的判决结果，不仅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而且它会影响到我们国家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到我们的金融制度，能不能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效地健康地发展起来。”张思之在一个电视节目中说。

　　随着舆论的发酵，吴英案开始牵动不同群体的神经。在那个春节，更多的律师和经济学专家也参与关于吴英案的讨论。这场有关生死的争论，逐渐从网络蔓延到各种研讨会以及人们的茶余饭后，讨论角度也从对法理的分析到民间金融的规范和松绑，直到关于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

　　吴永正则不得不一次次重复自己的“委屈“。

　　二审后，他开始变得愈发烦躁，直到现在仍无法平静。他清楚地记得，二审宣判时的情景——那是他最近一次见到吴英。在被排山倒海般的信息覆盖掉记忆之后，他回忆起那次见面惟一剩下的印象：“女儿很坚强。”

    “不要谈我是吴英父亲”

　　今年大年初八，吴永正到北京协助律师办理相关手续。他住在最高法院办公区附近一个叫“法官之家”的招待所，每天只在附近的“沙县小吃”吃上一盘炒饭。

　　他开始不停地见记者。据他自己统计，他接待过大约三百家媒体，“故事说了几百遍。”他把一份份复印的吴英案材料堆在房间里，来了记者就送上一份，几年下来，光复印费就花了6万块。

　　“很多来问一句，又消失了，不知道谁能起作用。”与吴永正接触最频繁的媒体人春林（化名）说，“他就像祥林嫂一样说相同的话。”

　　那时，吴永正对各路记者都很有耐心，来者不拒。似乎在他眼里每一次采访都可能是拯救女儿的机会。某时尚杂志来采访，问他“吴英是不是你女儿中最漂亮的”、“她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头发为什么由长变短”。他笑着回答，“你这个问题，有作用吗？”

　　最初找上门的还有一些“不请自来的人”，他们通过吴英老家或是律师事务所找到吴永正，声称愿意帮助他。在北京的日子里，吴永正很大部分时间是在接待这些形形色色的来访者。“他在北京也不认识什么人，觉得力所能及的就是接受采访。”

　　吴永正也被邀请参加研讨会和电视节目的录制，说着相似的话，再以吴英父亲的身份见证一轮又一轮的观点交锋。“他有一个父亲本能的爱憎，（那些人）在他看来就是赞成他或者反对他。”北京一些朋友建议他积极正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元宵节当天，一场关于吴英案的法律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法学界人士济济一堂，吴永正在现场作了十多分钟的发言。他双手紧攥话筒。闪光灯齐唰唰地对准他，让他开始有些紧张，但后来，他越说越激动，声音变得越来越大。他多次表示感谢，更不忘表达自己的愤怒。在一些公开场合里，他经常以抱拳表示感谢，以“我相信”作结束语。

　　发言结束后，身形瘦削的吴永正失神地坐在位置上，话筒在与会者之间传递了一圈，他作为“吴英父亲”的部分就算结束了。

　　从这以后，吴永正开始不太愿意参加研讨会。他对说相同的话感到疲倦。这些微妙的变化只有当时在他身边的人才能察觉。春林曾陪吴永正悄悄参加一场有关民营经济的研讨会，一名与会者跟吴英的代理律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吴永正突然决定提前离场，还是有人认出了他，朝他做鼓励的手势，但他侧着脸、皱着眉，不停摆手，意思是——“不要谈我是吴英父亲”。

　　同时，针对吴英案的讨论，开始成为一场多方参与的声势、范围及参与人数前所未有的“救命行动”。2月的亚布力论坛上，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演讲中指出，吴英案说明中国距离市场经济还有至少200年，“非法集资是一个法律，但是应该说这是一个恶法，它和当年投机倒把罪没有什么两样。”

    多边的复杂博弈

　　在吴永正为了女儿四处奔走时，随着舆论发酵和众多群体神经被撩动，吴英案逐渐进入高层视野，案件背后开始呈现多边复杂博奕迹象。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温家宝1月6日在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为《总结经验 明确方向 不断开创金融工作新局面》，提出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金融业的市场化前景，以及“坚持积极防范化解风险的永恒主题”。由于此时恰是吴英案争议白热化之时，此文一度被认为是高层对金融风险所作出的明确表态。

　　一天后，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政策措施时提到，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为村镇银行。由于温州50个镇都存在资金紧缺的小企业，去年6月，温州金融办主任张震宇就曾呼吁，在银行服务不到的地方，能不能把民间资本都筹集起来办村镇银行？国家能不能在村镇银行方面办得快一点，政策支持的力度再大一点？

　　其实，早在2011年10月4日温家宝视察温州时，浙江省和温州市就曾提出把温州作为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请求，当时温家宝明确表示可以考虑，并责成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进行专题研究。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网络上突然出现了一种说法，称“浙江高院枉法违心无奈判处吴英死刑”。但这一消息很快就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证实为“谣言”。

　　2月14日，最高法罕见地就某一案件表态——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就吴英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最高人民法院在依法复核审理过程中将依照法定程序，认真核实犯罪事实和证据，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审慎处理好本案。”

　　5天后，最高法下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加强民事审判切实保障民生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维护合法有序的民间借贷关系；要依法准确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效力，要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很多人都对这样的信号浮想联翩，但吴英的另一位代理律师张雁峰却并未感到兴奋。他觉得这些信息和吴英案关系不大，“只有审慎，没看到宽容。”

　　吴永正坐不住了，3月6日，他又到了北京。他仍然没法在看守所见到女儿，尽管死刑判决早已作出。

　　那一天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向媒体开放。媒体的焦点始终指向吴英案。人大代表们被追问的问题不外乎：吴英该不判死刑？吴英案带来哪些启示？民间金融会改革吗？

　　在记者的追问下，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不得不表态：“应该把民间借贷阳光化、规范化，拿到地面上来。”其实，吴英案早已被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带上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李立新就曾表示：“吴英案凸显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紧迫性”，“判死刑是没道理的。”

　　并不满足的人们，开始期待最高层的声音。

　　3月14日的温家宝记者发布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肖志涛的采访本上记着3个问题：一是，问总理对于“吴英案”与民间融资的看法；二是，关于地方政府债务；三是，如何让老百姓实现“有尊严的生活”。当然重点还是吴英。

　　“您个人觉得吴英到底该不该被判死刑？”当得到提问机会的肖志涛，刚刚说出问题的前半段，便引起现场记者一阵骚动，尽管他并不知道那到底是同行们的一种赞许还是奚落。在他看来，他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后半句，“同时，您怎么看当前民间资本投融资难的问题？”

　　作为媒体人，肖志涛早就知道温总理在很多场合已经回答过类似问题，但“这一次，不管他给出怎样的回答，目的都达到了”。

　　果然，肖志涛感觉，“总理完全明白我们的意思。”温家宝的回答是：“我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社会十分关注吴英案。我想这件事情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作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

　　尽管总理始终并未谈及他“个人”对于吴英是否应该被判死刑的看法，但当时电视机前的一些法律界学者仍然感到：“吴英不会死了”。

　　第二天，吴永正发了一条微博：“刚刚看到了温总理的话，总理说，对吴英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我非常感动，也十分感谢大家。但是，对最终结果我并不是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