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政府满意，又怕百姓闹事
刚刚出台的征收条例第一部司法解释，确立了“裁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明确了七种裁定不准予执行的情形，这有利于法院回归其司法本位，更好地承担起裁判角色。
在血拆不止背景下，替代旧拆迁条例的征收条例，自2011年1月起施行，已一年有余。现实中进退两难的困境显示，如果不能强化法院的独立地位，就难以保证它能实现制衡作用。
广州市杨箕村，拆迁队的动作波及到自已的房屋，黄素芳蹲被“误伤”的房子上，欲哭无泪。 （应华/图）
201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为已施行1年多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下称“征收条例”）发布了第一份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解释”）。
2011年1月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征收条例”取消了“行政强拆”，规定政府必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未明确执行主体；最新的这份解释明确了“一般”由政府组织实施，将裁、执分离，并提供了裁定依据。
自“征收条例”重构拆迁格局以来，强制执行的审查与资源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地法院，成为“受理申请多、审查公正难、执行难度大”中矛盾最尖锐一环。
然而，卸下执行包袱的法院仍不轻松。相关法官、律师、学者均认为，法院依赖于同级政府，要按“征收条例”的设计制衡政府，公正裁判的压力巨大。
“确切说，问题的核心在宪法上，必须要强调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树立财产权的观念。”中山大学教授刘恒说。拆迁绝非单纯的法律问题，破解“血拆”难题，不可能通过一法、一释的改变而完成。
法院紧张上阵
“解释”发布时，邵山想起了一年前的4月。
那个月里，他所在的广州市某区人民法院先后承担了两次强拆任务，作为执行局局长，压力犹在眼前。
“4月13号那次强拆前几天，晚上睡不好，白天拿手机看新闻，看到湖南株洲搞司法强拆时被执行人自焚身亡的消息，更紧张了。”邵山为此反复走了现场，设计的方案详细到每一辆车停放的位置、每一个参与者的任务。
他清楚记得，法院共派出了59人，由于公安部规定警察不得参与强拆，法院的三十多位法警倾巢而出，甚至放弃了一些当日开庭案件的保卫。
同在2011年4月，该法院还对琶洲村里的两个“钉子户”进行了强制执行。
该法院调研科副科长周征远的一篇论文透露，当月结案周期里，该法院执行局累计加班时间104天、54人次，结案数却比2009年下降42%。
“‘征收条例’出台前，以‘行政强拆’为主，街道一把手都会主动到场，调动行政、公安、卫生、教育资源非常方便。由法院执行‘司法强拆’更审慎，但对执行资源形成巨大压力。”周征远分析说。
法院本就苦于执行难，介入拆迁后执行更难。2011年，上述法院执行局共办案4488件，为近年最低。
邵山手下能参与办案的法官共11名，加上5位“拼凑上阵”的书记员，执行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强制拆迁困扰法院的不仅是执行力量不足，更在于与其作为裁判者的角色冲突。
由于事先将拆迁户限制在法院内，上述广州某区法院2011年4月13日的那次行动，被媒体形容为“调虎离山”。周征远发现，网络评论中近八成都是批评、质疑或调侃。他的上述论文以此例证：在公众普遍认为执法行为不独立的情况下，“司法拆迁”或类似工作可能威胁法院的司法权威乃至公信力。
浙江省高院行政庭在一份文件中透露，“征收条例”公布第二稿时，最高院曾向中央专门报告，认为人民法院不应冲在强制拆迁的第一线，不宜充当执行工具，法院可负责审查和裁定，强制执行的实施应由行政机关负责，但意见未被采纳。
2011年9月，最高院官网上曾出现一篇写于5月6日的紧急通知，措辞严厉，称为防止和杜绝株洲自焚事件再次发生，“凡是不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以及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申请，一律退回申请机关或裁定不予受理；凡是补偿安置不到位或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合法但确有明显不合理及不宜执行情形的，不得作出准予执行裁定”。
该文贴出几个小时后即被删除。法院系统人士透露，它只是一份法院内部的通知，被工作人员不小心放错到了官网上。
法院系统内部的意见终于通过司法解释的渠道落实。解释规定，法院裁定准予执行的，一般由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解释还规定了七种裁定不准予执行的情形。
“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肯定更合理，保持了伸缩性。”邵山的评价代表了多数法官的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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