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今天，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90后”将会何去何从、作何选择？观察第一批“90后”在择业上的观念之变与价值趋向，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这批社会新成员，也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未来的可能走向。

　　在经过大学4年专业教育之后，复旦大学新闻系大四学生许可，这位旁人眼中有着新闻理想且对新闻事业也不乏热爱的年轻人，还是决定离开媒体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他最终选择了与一家国有银行签约，成为外界眼中“金领”的一员。

　　2012年的夏季，680万中国高校毕业生将告别校园。这批出生于1990年、被称为“1990世代”或“90后”的年轻一代，他们的成长轨迹，恰好契合中国发展“黄金20年”，这也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最剧烈的时期。在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股历史潮流的裹挟下，整个社会成员的阶层结构、文化心理、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迁。这一切，都在“90后”的身上打下了烙印。

　　今天，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90后”将会何去何从、作何选择？观察第一批“90后”在择业上的观念之变与价值趋向，将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这批社会新成员，也有助于我们看清中国未来的可能走向。

　　用脚投票

　　许可的最终决定，让所有熟悉他的人都深表惋惜并大感意外。早在实习期间，他就表现出令人刮目的新闻嗅觉和行动能力。大三上学期，他先在一家理财类报纸实习，然后去了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呆了7个月，并独立撰稿10多篇。在大致熟悉了媒体操作流程后，许可又故意“折腾”了一把，“投奔”一家著名科普网站。这次，他特意“转轨”到市场部门进行锻炼。其后，他又加入了一家在网络上颇活跃的另类Mini通讯社做独立撰稿员。

　　在周围人看来，在媒体、公关、财经等多个“圈子”初步积累了资源的这个年轻人，极可能选择一家优秀媒体作为他的首份工作。但当国内最大的电视台向他提供offer时，他拒绝了。最终，他与一家国有银行签约。

　　“我觉得工作有三类。”许可说，第一类，这份工作既有趣又有钱；第二类，或者有趣，或者有钱；第三类，既没趣，又没钱。在媒体圈游荡实习了一圈后，许可得出了自己的观察结论：放在10年前，媒体行业属于第一类；目前，国内多数媒体属于第二类，有的甚至已经“跑步迈向”第三类。

　　像许可这样，毕业于国内著名高校新闻系的年轻人，开始越来越多地主动远离媒体行业。近两三年这一趋势开始显现，今年尤其明显；越是精英高校越是如此。今年3月底，《南风窗》记者对华东两所著名高校的新闻系学生的就业流向粗略统计发现，复旦大学选择传统媒体的人数不足20%，南京大学新闻系48名学生中与媒体签约的仅四五位。

　　一些传统观念中体面、光鲜的职业，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正逐渐丧失吸引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初入社会的精英人才的就业流向，是他们用脚投下的对这个社会认知的最有力一票。那些“被吸引”或“被抛弃”的职业，一定包含或丧失了这个时代主流人群最看重的某些因子。

　　复旦大学的许可用了“收入斜率爬坡现象”解释了精英人才主动远离新闻行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同龄人相比，刚入职媒体时，他们在收入和社会地位等方面均具比较优势；然而，随着工作年限增长，收入及社会地位都会被“后来者”赶上并超越。

　　2011年年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书记周石主持了一项“90后”大学生求职意向调查，他们对北京26所高校本科生调查的结果发现，对“90后”求职意向影响最大的因素中，最多的学生（25.2%）选择了“工作收入水平及其增长潜力”，其次才是“职业发展前景”（22.1%）。

　　“90后”群体在求职中表现出的浓厚实用主义色彩，与其整个成长背景息息相关。有学者分析，“90后”大学生面临的重大选择中，处处都可以寻觅到“金钱价值观”的作用与影响。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恰好就是一个从“羞于谈金钱”到“勇于谈金钱”，再到用金钱来比拼、衡量一切的时代。

　　重回“体制内”

　　名校新闻系的男生，更愿意选择薪资福利待遇更高的银行、房地产、垄断国企及联合利华、宝洁等类的跨国公司。他们的女同学，则更倾向于寻找一份安稳的职业，譬如一些党报和事业单位，而不是那些看起来更具挑战性、竞争更激烈的市场化媒体。

　　这其实也是年轻一代重回“体制内”冲动的一个缩影。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公务员热”即是明证。在过去11年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猛增了42倍。零点集团一项调查显示，公务员成为当下青年的首选职业，76.4%的受访者希望到企事业、党政群机关就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民营企业已连续两三年出现CIER指数（就业竞争指数，见链接）小于1的现象，这也意味着部分民企存在着较明显的“缺工”。

　　即便在民营经济活跃、因自主创业而著称的浙江，进入国企和事业单位，也成为“90后”心中的首选。据《今日早报》与浙江工商大学统计调研学会对大四准毕业生的一份调查，当被问及毕业后的打算时，21.2%的同学选择考公务员，19.2%的选择进入事业单位，14.3%的选择进入国企。

　　刘佳委是苏州大学法学院的大四学生。他告诉记者，在其所在的法学系，150名本科生有2/3的人考研，其中大部分人既考研又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苏南，即便基层的区县法院、检察院岗位，通常也要求报考者具备研究生学历。为了能留在公务员系统，本科生只得蜂拥考研。

　　当弱小的个体缺乏来自国家层面的保障和“庇护”时，选择一家具有社会福利保障齐全的雇主，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据相关统计，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垄断型国企在青年一代中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看过《非诚勿扰》吧？知道那些牵手成功的男嘉宾有哪些共性吗？”与一家国企签约的大四学生于家新用一档年轻人熟知的大型交友节目为例说，有人做过统计，“牵手成功的基本就三类人：国企、外企和海归。”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一份好工作就连将来找对象都有好处，起码上了‘非诚’不会被灭灯吧。”

　　从外表上看，于家新是个典型的“90后”大男孩：戴黑框眼镜，手指熟练地滑动iPhone的屏幕，玩微博、推特，用微信、视频分享求职时的快乐和糗事……可一张嘴，就透露出这个群体特有的老练与机智：“我们‘90后’找工作时，不是非得死板地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而是在里面套一件休闲衫，还故意露给面试官，透出一种随意与自信……”

　　周石教授认为，相对“80后”，“90后”多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他们找一个“糊口”的工作显得不那么急迫，而是更倾向于找一份能给其带来安全感、归属感的工作。公务员稳定性强、福利高、社会地位高、退休后保障健全，这促使“90后”向政府部门靠拢。与之相比，世界金融危机后，企业的容纳能力减弱，一些民企甚至出现裁员或变相裁员，这都加剧了年轻人对于重返“体制内”的渴望。

　　有些年轻人只想谋求一份安定的工作，因为“体制内”能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也有人正悄悄积累能量，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出来创业。南京大学大四学生宋慈（化名）去年年底与南京一家知名民企签约。尽管这家企业在业内位居前列，但不少朋友仍对他的选择相当不解，关系好的，会来安慰一句：“这家公司也算蛮有名气的嘛。”—在熟悉他的人看来，曾担任学院学生会主席、综合素质颇高的他，完全有实力进入一家薪水福利待遇更好的国有企业。

　　但宋慈说，他在求职之初，就给自己设定了目标—只在民营企业中选，从而直接排除了外人眼中的“好单位”—垄断国企、房地产、外企、银行等。他解释说，他打算几年后回四川老家创业，在民企里他能在几年时间内晋升到管理层，这段经历能让他更好地理解民企的生存策略和管理经验等，也有助于今后的创业。

　　向“外”的力量

　　在与上海那家大型国有银行签约前，许可还差点成为淘宝网的一名运营助理。几年前，在某个网商就业还是不太靠谱的事，但今后或许会有越来越多“90后”以电子商务为业。

　　这是这个时代与这一代人的命运交集。1990年，许可出生的那年，中国互联网首次登记顶级域名CN。从此，计算机和互联网逐渐走入了中国的普通家庭。在当年的“80后”还在手捧世界名著“感受”外面的世界时，同样处于青春期阶段、对知识渴求最强烈、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90后”们，已能娴熟地使用互联网及QQ、MSN等各种交际工具。

　　权威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13亿。其中，“90后”占比远远高过其他年龄段网民。开网店、上推特、“翻墙”、“越狱”搞“字幕组”，建小众的兴趣互助小组，参与各种志愿者活动，以及找一份与网络有关的工作……熟悉网络、擅长外语的“90后”是真正的全球化一代，他们的生活与人类社会最新鲜的技术和文化几乎不存在落差，面对人生选择时，也因此有着更为开阔的视野。

　　除了互联网，越来越普遍的出国留学机会，让这一代人更方便地直接感受“外面的世界”。受惠于过去几十年所积累的财富，“自费出国留学”成为许多中产阶层家庭对子女未来投资的主要形式。出身于四川公务员家庭的南京大学大四学生史迁就是这股出国潮的一员。她说，尽管每年40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对她的家庭也算是“不小的压力”，但父母认为这些投资是值得的。

　　“几年后，我还会回到中国。因为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她说，她不认同很多人的埋怨—年轻人的上升通道日益逼仄，中国的阶层固化趋势加剧；她也并不担心“海归”沦为“海待”的故事会在自己身上重演。她甚至并未过多地设想过留学归国后就业的事。她说，自己更为看重的只是留学美国对人生视野和成长经历的拓展。

　　史迁的故事，正代表着新一代“90后”们出国的另一种思维。在他们身上，“镀金”等功利性的目的正日渐散去。可以预见，更多“90后”会加入留学生群体。当他们陆续重返国内时，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场景。中国的未来也因此增添了更为开阔的想象空间。这可能也是30多年前执政党高层做出的那个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决定，对这个国家最深远的影响。

　　即便临近毕业，也有人并不急着找工作。复旦大学法学院许可说，他一个法学院的朋友正在“捣鼓”着毕业后从事公益活动的创业。“眼下他并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但是他不急。他相信自己一两年内会能摸索到清晰的定位和方案。”这份自信、从容和淡定给许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小顾则忙于筹划自己“毕业后的旅行”。她的打算是，毕业后，自己背上背包、拉着一个旅行箱，“到新西兰呆个半年一载”，以游学的方式体验一下与自己生活环境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尽然有人不理解，但在她看来，“出国游学”比眼下找工作是一件“更要紧”的事。

　　这种起源于西方青年中名为“间隔年”（Gap Year）的新风尚，此刻正冲击着中国的“90后”。他们在豆瓣网上成立了互助小组和志愿者组织，利用毕业后、就业前的这段“宽裕时光”，背起行囊，到国外边打工边旅游。这种在“70后”、“80后”的前辈们看起来有点奢侈且近乎疯狂的举动，也许正是“90后”对待工作、人生以及梦想的另一种更开放的态度。“给自己一年时间，或许能换来一段明明白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