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伤员搬离,烧伤楼现在已经变成普通的住宅楼。　李野　摄

　　哈尔滨亚麻纺织厂的女工在试穿“布拉吉”。新华社1950年代资料图片

　　1987年3月15日,哈尔滨亚麻厂爆炸现场。　资料图片

　　护理轻伤员。　资料图片

　　伤员活动之家,老去的女工在这里靠打麻将消磨时光。

　　烧伤的纺织女工,有的已经做了奶奶。

　　一切要从路边那两座“鬼楼”说起。两座曾在众人眼中可怕的楼。两只浅黄色的水泥长颈鹿——在苏式的红色建筑中,它的颜色如此突兀。即使在白天,那些朝阳的窗户也总是挂着床单,传说这里经常传出凄怨绝望的歌声,传说这两座楼里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镜子……

　　这是令一群被烧伤的纺织姑娘最伤心的称呼——鬼楼。年轻的女工们成群结队涌出哈尔滨亚麻厂大门的场面,曾经被中央电影局路片厂拍摄下来,作为代表新中国工人精神面貌的画面。那时候,姑娘们还常常看电影——瓦西里对饥肠辘辘的妻子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列宁对高尔基说,你是个善良的人……

　　她已经有近20年没看过电影了,那时候,20岁的她还笑得像个孩子,发生于1987年3月15日的一场亚麻粉尘爆炸,这起新中国建国后纺织行业最严重的安全事故,让她和其他176个人一起,永远地留在了过去那个孤岛上——她们居住在被人们称做“鬼楼”的两座安抚楼上,有的满面疤痕,有的双手炭化,有的乳房被割去,有的一生未婚——而通往今天的桥梁上,只有麻将,每天,每月,每年。“我们打哈尔滨麻将,”她说。

　　她们化了妆,描过眼线,涂过粉底,买面膜,买防晒霜,做头发,尝试各种新式的烫发。在活动室,她们就拥有玉米烫,离子烫,陶瓷烫,爆炸烫,大波浪,甚至做美甲——对她们来说,买这些无疑于是件疯狂的事。只有低微的生活补助——但似乎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忍受下去。

　　凌晨,死伤235人

　　1987年3月15日凌晨2时39分,一声轰响,在哈尔滨亚麻厂上空腾起一股蘑菇状的高大烟柱,火舌吐着浓烟,巨大的爆炸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13000平方米厂房,变成一片被浓烟烈火包围的废墟。爆炸从贯穿梳麻、前纺、准备三个车间的1570平方米的粉尘通道开始,含有亚麻纤维粉尘微粒的空气突然燃烧爆炸膨胀,产生原子弹爆发般的冲力,一尺厚的水泥盖被击碎、拱起,手指般粗的钢筋和水泥浇铸的墙壁被炸得变形倒塌,十几吨重的机器被抛向空中,强大的气浪把锯齿形房盖的玻璃冲成碎渣,连同窗框飞到百米之外,10个比邻的房顶在烈火中坍塌。从地下冲出的火球,在车间腾飞滚动,把一切可燃物质点着,顷刻间,正上夜班的477名工人陷身一片火海。

　　3月16日,新华社向全国发稿,哈尔滨亚麻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人员伤亡严重,厂房、设备遭受破坏。这条消息震惊全国。一位消防中队长后来回忆,这是他在十几年灭火生涯中遇到的最惨重的一次。三个车间120多个消火栓被炸,温度超过70℃,自动喷水的装置被炸,水龙带要从280米外的房上拽过来。织布车间火势十分凶猛,车间里浓烟夹着飞火,眼睛睁不开,呼吸也十分困难。

　　“那火像是从天上糊下来。”当时31岁的粗纱女工麻桂香回忆。爆炸的瞬间,电停了,细纱车间漆黑一片,浓烟呛人。隐约模糊的火光中,许多新女工张慌无措,清醒过来的人不停用手去摸周围,试着找到机器中间的小路。滚烫的机器瞬间将她们的手和身上的皮肤、头皮烧伤,有的浑身淌血,有的衣服被烧光,赤身裸体从火海里冲出来。

　　这是世界亚麻行业最严重的大爆炸,据统计,是夜当班工人477人,经抢救242人安全脱险,死伤共235人,女性职工占80%。截至4月30日,58人不幸遇难(包括在医院死亡的7人),其中包括孕妇3人。烧伤177人,重伤65人,轻伤112人,其中孕妇三人,一人已怀胎六个月。

　　爆炸的一瞬间,巨大的气流将她推到了地沟里,比起那些去世的人,她或许要幸运得多——有些人连哼一声都来不及,就被落在身上成吨的重物砸扁,有些人被火焰迅速吞噬,烧成黑糊糊的一小团。有5名工人极度恐慌之中找不到出口,最终保持着相互紧抱成一团的姿势。

　　亚麻厂的钟表永远停在了2点39分——她和伤员们永远不想再想起的那一刻,被烈火烧灼的嘶喊声,被重物和机器压住的呻吟声,害怕的尖叫声,冰雹一样的塌陷声,大火的呼啸声……

　　苏联专家的眼泪

　　哈尔滨亚麻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她从1952年10月投产30多年来,共创造产值17亿余元,向国家上缴利税3亿元,创汇总额达14.5亿美元。上个世纪70年代,亚麻适合于穿着的特性,使它成为国际上流行的高档布料,用于换取外汇和黄金储备。

　　一度,它曾是中苏友好的象征,它是苏联援建中国的第一座工厂,由斯大林批示,180名以苏联纺织工业最高领导人茹科夫为首的哈尔滨亚麻厂专家团从莫斯科出发,来到了哈尔滨东南的一片荒原上,和中国人一起建起了哈尔滨亚麻厂。从设计到施工,从安装到调试,以及管理模式的制定,都是从苏联引进。1952年10月建成投产后,它成为仅次于前苏联的世界第二大亚麻厂,第一批成品就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1954年秋天,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苏联领导人视察了哈尔滨亚麻厂。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进入冰冻期,技术交流全部终止。

　　大爆炸之后,曾是技术出身的哈尔滨纺织工业局局长沈克俭在调查报告上写道:“粉尘爆炸这种事故我没有经历过,书本上没有写过,老师也没有教过,所以,我不懂。”当时亚麻厂厂长刘书论已经做好了蹲监狱的准备,在“文革”中曾被打成臭老九多年的副厂长、60年代毕业于华东纺织工业学院的王化山要跑进起火车间与遇难工人同归于尽,前纺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关鸣久为救工人被烧死,当年的新闻报道中写道:“当工人们找到关书记的时候,全身的衣服都烧光了,只剩下了裤衩和脚底的一块胶布。他静静地躺在太平间里,眼睛睁着,还在搜索自己的战友。”

　　从1987年3月17日开始,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的事故调查组经过近5个月的调查分析和实验,认定这次爆炸是由于静电引爆亚麻纤维粉尘引起。

　　1987年3月大爆炸之后,出版社专为此事赠送给哈尔滨亚麻厂技术书籍,其中有一本关于粉尘的小册子,是苏联人哈列佐夫等人写的,题为《纺织企业含尘空气的净化》。书中的第八章“除尘装置工作的防火安全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工艺进程中散发的麻纤维尘和空气一起能形成有爆炸危险的混合物,当出现火源时,就会产生强大的爆炸力……”

　　这本书是苏联1981年出版的,中国的纺织工业出版社1985年6月才翻译出版,亚麻厂的技术人员在爆炸发生后才看到,甚至在这次大爆炸之后,很多人对这直径只有千分之一厘米的小微粒有这么巨大的破坏力表示怀疑。

　　大爆炸一个月后的4月17日,两位身穿呢大衣的苏联人来到哈尔滨亚麻厂,一位是苏联机械进出口公司的处长马尔采夫,另一位是工程师波波诺维奇,当时担任哈尔滨亚麻厂纺织局局长的沈克俭在后来写的《烈火丹心》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眼圈红了,眼泪顺着脸颊滴落下来。那位身材魁梧的马尔采夫脸抽搐着,强忍着不哭出声来,谁哭了都动容,两位总工又陪着哭了一场。”苏联专家看了炸毁的厂房和设备之后,流着眼泪说:“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用这么落后的设备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而在我们国家同期建设的同类工厂已经改造了8次,我们已经用上了第八代设备!”

　　从1949年到1987年,38年间,苏联已经进行了8次技术改造。哈尔滨亚麻厂是1950年设计建设,3.7万平方米的大块厂房联在一起,亚麻粉尘也集中在一起,特别是将9台具有爆炸危险性的滤尘器的中央换气室布置在厂房的中央,等于把炸药埋在亚麻厂的地下,工人就在炸药库的盖子上面日夜辛劳。当初苏联对亚麻粉尘可爆炸的危险性缺乏认识,设计中忽略了防爆措施。直到1972年,苏联国内发生了两次粉尘爆炸事故后,苏联颁布纺织企业防火安全法令,用于改建、重建纺织企业。此时,中国正在用宝贵的十年进行“文化大革命”。

　　这哪是我呀?

　　她在大爆炸中幸运地活了下来,气浪把她冲到了地沟里,接着有人在爆炸后的火光中把她拉起来,背到了救护车上,她始终没有看到那个人的脸,一直想知道她的救命恩人是谁。

　　185人被同时烧伤。隔着玻璃,她们的亲人才能看一看她们。那些都是一双双在机台上灵巧翻飞的手,创造生产记录的手,现在是焦糊的手。

　　切痂植皮是从3月16日开始的,她住了两个月医院,烧伤的脸部和脖子需要的皮肤都是从腿和背部取皮。她一直记着在病床上醒来并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痛苦,那时候所有的伤员哭闹,寻死觅活,一位叫储征的大夫曾对她们说:“只要你们配合康复治疗,保证你们出院后美丽如初,没结婚的都能找到满意的对象,结了婚的丈夫还会像以前一样爱你们。”

　　那时候她的好朋友也躺在隔离室里面,高挑儿身材,皮肤白净,烧伤面积81.5%,三度烧伤61.5%。男朋友来探望,好朋友不停地吼:我不要他来。不吃药,不吃饭,好朋友流着眼泪给医生说,别给我治了,我不想活了。

　　他趴在隔离室的玻璃上,流着眼泪看着这个陌生的缠满纱布的20岁姑娘,这个曾经给他打毛衣的羞涩的姑娘,要她好好活下去——那一年的报纸,头版上登着他趴在隔离室窗玻璃上的照片。出院以后,他和她结婚,然后离婚——25年后,好朋友还是单身一个人,再也不愿意说从前。

　　她始终记得病房里的喊声,剧烈的疼痛无法忍受,换一次药需要几个小时,“爸爸——妈妈——”,撕心裂胆。18天后,伤员消耗了哈尔滨市医院总用血量的70%。有的父母失去了孩子,孩子失去了母亲,有的母子双双遇难,有的兄妹同时烧伤,有的遇难者工龄只有几个小时。在那一年的五一活动上,亚麻厂幼儿园的孩子许多胳膊上戴着黑纱。

　　3月27日,伤势最严重的赵亚丽——她全身95%的面积被烧伤,3度面积达93%——想唱歌。这一天的黑龙江日报写道:“她躺在上海专机送来的翻身床上,望着60岁的王秀芬医生柔和的面孔,哼起了:党啊,亲爱的党,您就像妈妈一样把我抚养大……”此时,丈夫因为煤烟中毒去世刚刚一年的赵,全身都烧黑了,只在腹部和脑后留下一点点好皮。

　　她的伤算是轻的,手虽然留下了残疾,但基本功能还没有丧失,脸上的疤痕也不那么触目惊心。那时候,她的同伴双乳被切掉,手被烧残,回不了弯。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手术,让蜷缩的舒展,让死寂的复活,让烧伤的容颜变得不那么丑陋,即使是一点点形象的改变,一点点功能的恢复,都要付出极为痛苦的代价,有人已经做了十几次手术。“就算现在还能做植皮手术,也不想去做了,太受罪了。”她说。

　　比她小三岁的潘颖,入厂的头一天就遭遇了爆炸。17岁的姑娘十分漂亮,可手术后解开纱布,凄楚地喊了一声:“这哪里是我呀!是谁给我换了个脑袋呀!”——只照了一眼镜子,潘颖从此精神失常。她在医院住了5年,病仍未全好,多数时间都一个人待着。后来转往哈尔滨精神病院,最后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她的父母已经六七十岁。

　　1987年亚麻厂制定了优惠的政策,和亚麻厂残疾人结婚可以落上城市户口,安排正式工作,因为亚麻厂提供的优厚条件,许多从农村来的小伙子被组织来相亲。经人介绍,她选到一个哈尔滨市的,很快就结了婚,丈夫进入亚麻厂上班。

　　自上世纪60年代起,中国与苏联在纺织领域基本已无任何联系。直到90年代开始,双方关系才有松动。1990年3月,中国四川省德阳市与全苏技术出口外贸联合公司、苏联轻工自动化生产联合公司和社会主义曙光亚麻联合厂签订了意向协议,联合在四川德阳地区建立生产亚麻及亚麻织物的企业。这是中苏关系松动后,再度进行纺织项目合作的开始。

　　这时候,她的女儿刚刚出生。

　　她和姐妹们的身上仍有炎症,经常发低烧,身上常常出现鼓包,有的肝和肾都不好,睡觉时,烧伤的眼睑使得眼睛一直闭不上。有的十根手指都截掉了,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要人照顾,厂里给她们雇了护理员。

　　最难过的是她怀孩子的时候,离她所住的烧伤楼十几米的亚麻厂医院,也不愿给她接生孩子。当年,这里是11家抢救医院中的一个,接收了十几名伤员。由于烧伤后的持续用药,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是到外面的医院去生。”她站在麻将桌旁边,眼泪慢慢浮起来。

　　多年过去,一位曾在哈尔滨工作的医生还记得1987年7月23日的晚上,黑龙江省医院,“两个亚麻厂的孕妇生小孩,手残了,使不上劲,非常痛苦；孩子出来后因怀孕期大量药物作用导致胎盘粘连,又多遭了罪；两个产妇痛苦而坚强的模样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2005年,她和其他一些伤员才发现,或许是在那次烧伤紧急调运来的血浆,让她们50多人染上了丙肝。有的患上了血液病,时日无多。经历过无数次的手术,输血,她也无法再追问,疾病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

　　在2012年3月的第一周,曾经发生爆炸的车间原址上开始兴建一个高级住宅小区的三期工程,公交车已经不经过那里,黑夜里,那个小区已经盖起的高层顶部有香炉一样造型,每到夜里10点钟之前,那里一直亮着红色的灯光,远远看去,又好像竖着三炷香,许多哈尔滨人在网上留言,“那里怨气太重”,小区本是德国风格的硬朗造型,为此,开发商请来了台湾的风水先生镇宅。

　　她不信那些,她只知道,那里是她们曾经相聚又分散的地方,她们每天在那里换衣服,一起挤进冒着蒸汽的大浴室洗澡,站在大喷头下面,亚麻的纤尘沾满了头发和脖子,鼻孔,她早已记不清那些名字,却记得那些澡堂里回荡的清脆笑声,黑亮亮的长头发,洗完澡光洁粉红的年轻脸庞——她清楚地知道她们不会再回来了,她们静静地呆在哈尔滨火葬场骨灰楼的骨灰盒里,她们已经在那里寄存了25年,她们年轻的照片,如花的容颜,永远绽放在骨灰盒的小小照片上。

　　这个时节哈尔滨还很冷,踩在冰雪上,她矮胖的身体颤颤巍巍,这么多年过去,她还是不太习惯穿高跟鞋,曾经穿着平底鞋奔跑在纺车前,那种劳动的感觉这么多年还是难忘。她提醒着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有时候,想念劳动的感觉也会成为杀手,多愁善感是愚蠢的,日子会变得更加折磨人,更加漫长。

　　这天下午依然阴沉沉的,一切静悄悄的,活动中心外面,两座烧伤楼之间,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动,没有云彩,没有鸟儿,也看不见一个人,她们总是那样,照照镜子,在门口左右看看,好像是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茫然地四下看看,再慢腾腾地走向自己的35平米小屋。

　　2005年,她们要求办了房产证,烧伤楼的这一小片空间已真正属于自己。

　　麻将

　　这里是她们的家,所有人的家,这里有一块醒目的招牌,写着伤员活动中心。

　　只有麻将能照亮她们的心,这不是玩笑。

　　烧伤后的手不能出力,即使是轻省点的保洁工作也没法干,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把自己尽可能打扮得整洁好看,去活动室搓麻将。“活一天算一天。”她没有别的朋友,只有这些姐妹。有时候,她觉得她们比亲人还亲,尽管她们暴躁反复无常的脾气有时候叫她也摸不着头脑。

　　她们听得懂彼此的俏皮话,笑得直抖,而一旦有陌生人走进这间活动室,打麻将的手都会慢下来,警惕怀疑的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来访者。

　　活动中心的门边上有一面窄镜子,狭长的一条,只能照一个人。曾经在她住的楼上,很多镜子都被摔碎过,现在每个人出门都会在这面镜子前晃一下,或者站累了打累了,倒个水,都会去找找看看那个镜子里的自己,烧伤很严重的,用头发尽力遮挡,也无法遮挡扭曲的面部,但还是会理一理头发才出门。

　　她们化了妆,描过眼线,涂过粉底,买面膜,买防晒霜,做头发,尝试各种新式的烫发。在活动室,她们就拥有玉米烫,离子烫,陶瓷烫,爆炸烫,大波浪,甚至做美甲——对她们来说,做这些无疑于是件疯狂的事,尽管只有低微的生活补助——但似乎只有这样,她们才能忍受下去。

　　麻将这种无害的消遣,让她们远离麻烦,远离痛苦,当她们一天天老去的时候,只有麻将让她们感到安慰。有时候一天赢几块钱,或者输了几块钱,都会让她觉得,这一天过得还算不赖。她们讨厌没完没了的陌生人和汽车喇叭,甚至没完没了的阳光普照。哈尔滨漫长的冬季让她们感到安全,几乎没有陌生人,阳光不会那么强,她们在附近唯一能交到的朋友是补鞋匠,炒货摊主,买菜大婶,对面那条巷道里从头到尾的地摊摊主。他们从不多问,不多看,有时少收她们五毛一块,或者多套一个大塑料袋,都让她们觉得安心。她们最讨厌那些夸夸其谈和装模作样的人,也根本不想来什么装模作样的握手和祝福等等以及所有那些玩意,那些让她们感到腻味。

　　而实际上,终其一生,孤独感经常萦绕着她们,麻将更像是一个她们为了极力避免孤独而采取的勇敢的小计谋。

　　“还凑合吧。”

　　她用这句平平实实的话,总结了自己的爱情。

　　她下决心不让女儿成为一个小型的她,她一定要让女儿上大学。她的女儿考上了动物科学,她不了解这门科学,只知道五万对于一个本科生是不够的。让她难过的是黄姐,隔壁的王姐烧伤后身体不好,孩子高考的前一年得病去世。走路不方便的黄姐带着王姐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参加了2011年的高考。

　　“我们几乎都有孩子了。”她看看周围的姐妹们。这是她唯一自豪的事。活动室角落里有蓝色的童车,有人已经当了奶奶。

　　2005年,亚麻厂终于被卖掉了。它卖了3个亿的价钱。有时候,她发现家里的电视没什么用,那上面演的离她们的生活都太远,好像是隔着整个太平洋。在哈尔滨,她发现自己熟悉的东西越来越少,什么都在急速地改变,亚麻厂消失了,“三大动力”消失了,这个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越来越陌生,道里道外的许多老房子也消失了,到处锃光发亮,到处都是工地,新建的高楼,最便宜的二人转最低也要50块钱了。

　　只有永不停歇的麻将,能让她暂时忘记时间,暂时忘记女儿在大学里等着找工作,暂时忘记爱人也闲在家里,暂时忘记走失的老父亲,暂时忘记身体不好的老母亲。

　　对于已经消失的亚麻厂,她留有美好的记忆——人来人往的热闹劲,每次下班在淋浴喷头下洗去满身的亚麻碎屑灰尘的爽快,蜂花洗发水清凉的薄荷味,湿漉漉的头发,同伴们的双辫子,棉布花裙子,友谊雪花膏,万紫千红雪花膏,亚麻厂门前拥挤的自行车排成行,那是来接姑娘们下班的小伙子们。

　　她留恋的是集体的正常的生活,她明白这一点,活动中心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他们每个人抱来一盆花,到了冬天,有的毫无生气,蔫头蔫脑,有的绿意盎然,生气勃勃,她拿来的是仙人掌,后来又增加了一盆薄荷,一盆小草。

　　就在她们身后,窗户里就能看见亚麻厂医院的红色外墙,曾经的工友赵亚丽现在还躺在那里,她始终呆在那里。

　　那个时刻

　　2012年3月13日,一则通知贴在了伤员活动中心门口,“到哈尔滨的黑天鹅度假村度3·15”。按照惯例,从1987年开始,亚麻厂安抚办组织她们看电影,出去旅游,每到3月15日,亚麻厂都会在这一天组织工人联欢。

　　低矮的建筑意味着这里已经到了哈尔滨最遥远的郊区——黑天鹅度假村已经是哈尔滨的江北,距离市区有40分钟车程。2011年的冬天,雪实在太少,来自南方的游客稀少,伤员成了这里唯一的一群游客。她们有时像定时炸弹一样让人心惊,她们撕过亚麻布,砸过厂里的机器,打昏过厂长,打伤过哈尔滨纺织局局长……每到3·15,她们都成了重点安抚对象。

　　度假村拥有俄式的建筑与欧式的浮雕,拥有温暖的泳池,她们终于可以坦然地游泳,坦然地在这里唱歌。

　　“我们这个25年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希望再有一个25年,我们要好好走下去。”她们中的同伴掂着酒瓶,站在舞台上唱:“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前言和万语随浮云掠过……”

　　还记得1988年,爆炸后的第一个3月15日夜里,一到那个点,她和姐妹们不约而同地全都起来了,好像提前约好似的。

　　再有一个25年。没有人知道,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多种疾病加身,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去见那些先走一步的姐妹们呢?她们抽着烟,有的人喝醉了,有的跟着哼唱,有的发着呆,冬夜的度假村,只有这座夜总会上传出歌声。

　　入夜之后,这里十分宁静,大量尚未开工的工地在冬夜里静默着。凌晨两点半,她们准时地集合在楼门口,陆续走到度假村的大门口,

　　空旷无人的街道,仿佛是在等待她们,又到了那个时刻,2点39分,安抚办和省国资委的工作人员把烟花挨个点燃,这时候正是2点39分,她们的注意力转向天上,烟火嘶吼着在空中散落,红色和绿色蓝色交替出现,烟火不断吼叫着,持续了十分钟,照亮了周围静寂的冰雪。寒风吹彻,非常冷,天上的星星又大又亮,看上去离她们很近,实际上却有着几百万光年的距离。

　　未来

　　现在她们出门已经越来越不方便,去一个地方往往要转好几趟车。曾经辉煌的亚麻厂的街区,几乎已经是城市边缘。越来越多的新公交车取消了亚麻厂这一站,小区的路面常常无人打扫,一到夜里,除了楼房窗户里的灯光,亮着的路灯都很少。

　　只有原厂址前那两尊纺织姑娘的雕塑,苏联工人建起的两栋小楼,和那个旧水塔,还是她们进厂的那个样子。现在两尊石膏雕塑的身上也布满了裂缝,也许,她们也站不了多久了。

　　附近的楼盘越修越美,浅黄色的“鬼楼”自然就被越衬越丑,尽管周围有榆树和白桦遮掩,可它们还是如此不同,怎么也遮不住。越来越多的伤员搬离了这里,最远的去了日本,烧伤楼,仿佛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麻将不能改变什么,也无法抵挡岁月的步步紧逼。但她和姐妹们拥有着共同的记忆,她们还记得对方青春时美好的样子,她们身着纺织姑娘的白帽、白裙,披着夕阳归来,那时候,她们刚刚学会唱前苏联民歌《纺织姑娘》。

　　现在,当她们每天搓麻将的时候,亚麻广场的喇叭不知疲倦地一遍遍播放着广告——曾经她为之骄傲的“哈麻双鹤”,现在周而复始地用喇叭重复着亚麻质地的麻袋袜广告,声音透过黑黝黝的树枝,透过空荡荡的街。冬日的天空灰白无比,透过灰黑色的枝杈向上看去,就像伴随她们终身的网状疤痕。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未具名,感谢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黑龙江省国资委政策法规处、黑龙江省图书馆、原哈尔滨亚麻厂安抚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