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很瘦，裹在一件自制的绿色单薄孔雀裙中，头发用一只绿色长条彩笔绾起来，腿就真跟音乐人三宝说的似的“细得像甘蔗秆儿”，显得脚上那双运动鞋很臃肿。这个像是从民族村里走出来的人，跟酒店窗外的王府井大街格格不入，甚至让人觉得她就跟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从内到外。
杨丽萍很满意自己的这种不入，跟宝马合作，她可以免费开这家公司的任何一辆车，开腻了随便换，有人问她，开名车什么感觉？她说：“跟骑牛背上差不多。”说到这儿，她放开了笑，眼角眉梢都是小得意。就像她挎一只菜篮子出席法拉利发布会，气场秒杀一切大牌。
这个规矩的破坏者，走到哪，哪里就是她的国。
舞台上怎么跳，排练场就怎么跳
“激动激动激动，激动起来！激动点嘛，找女朋友是这样的吗？”她嗓子喊得都有点破音，长长指甲的手掌挥舞着，有点张牙舞爪的架势，她伸展手臂指着一个演员，“不许拖，快点”，然后上前拽他到最佳位置。
《云南映象》已经在云南演出了3000多场，她一有空仍去指导排练，她眼睛毒，不放过任何瑕疵，演员们甭想在她眼皮底下偷懒、摆花架子。排练场上，她眼尖到一根线有问题都能看到。
她要求演员们不惜力，舞台上怎么跳，排练场上就怎么跳。演员们都很怕她，她爱骂人，发起飙来手边有什么东西就丢什么东西。唯一没被她骂过的是哈尼族的小伙子虾嘎。有一次，排练场上有把水果刀，虾嘎快手把它藏起来，他是真担心一个不注意杨丽萍就会化身“小李飞刀”。不过，骂归骂，骂完就又笑嘻嘻，跟过山车似的来得快、去得快。
这些被她一个一个从大山里扒拉出来的农民演员，正像是她自己：没有受过舞蹈科班训练，随性情而舞，没什么模式，带着从土壤里生出来的热腾劲。
看虾嘎打鼓，双臂抡圆，有时像是发狠要把鼓吃掉、有时又像是对鼓喃喃自语，杨丽萍告诉过他，情绪要出来，打鼓实际上象征男女交欢。
她用最朴实的语言跟这些没怎么上过学的演员们交代：不能心有杂念，不然在舞台上跳出来是不干净的；跳舞就跟拉弓似的，不打到底怎么射得远嘛?
“做舞蹈演员都比做鬼难。”杨丽萍怎么要求自己就怎么要求他们，也难怪虾嘎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而虾嘎进步飞速时，杨丽萍也会不吝啬地夸他：“你太聪明了！”
这是她的团，她护犊子似的对他们。很多演员跟她出来，不过是想吃饱饭。杨丽萍的好友、《云南映象》的参与者殷晓俊记得，他在临沧采风时，负责接待的一个11岁的小女孩晕倒在他脚下，这个叫阿秀的女孩严重营养不良，殷晓俊要帮她，将她带回昆明给杨丽萍。杨丽萍眼见阿秀身材矮小并不是跳舞的料，但一听她们寨子人均年收入才150元，她跳舞是想给家里买一头400元的牛时，杨丽萍留下了她。直到现在，阿秀已经结了婚、生了孩子，她还在杨丽萍身边。
演员们的收入，从最早的50元补助，到三四百元，再到现在骨干演员三四千元。一些演员离开了，拿着挣够了的买牛钱回老家结婚生子；一些演员一直跟着这个团，甚至在云南买了房买了车。对这些少数民族演员，她跟他们血脉相通、真实以待。
用舞蹈捕捉真实
在排练《雀之恋》时，杨丽萍和她的搭档王迪有段对话。
杨丽萍说：“少跳那些光为钱的舞蹈，认真把自己变成艺术家不好吗？”
王迪则一笑：“舞蹈界能像你一样的有几个？”
王迪真是一语中的。在一般人看来，做杨丽萍很难，难在商业铜臭无孔不入的年代里她多年来还能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不迷失不放弃，这真的“很不容易”。但杨丽萍不这样看，她讨厌别人说她“难”：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有什么“难”可言？
张苛，舞蹈理论家、曾经的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编导，是杨丽萍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时期的老师。他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由他编导的《阿诗玛》首次赴台演出，临出发十天前，台湾方到北京参观排练，突然提出希望杨丽萍能出演，她去演出费就翻十番。彼时杨丽萍早已凭《雀之灵》蜚声大陆，她也是最早到台湾演出过的大陆舞蹈家，在台湾也大有市场。本来演一场是2000美金，杨丽萍去了就是2万。“她说好呀，但有一个条件，我不害羞。”在学院派的舞蹈语汇中，演员需要作羞涩状来表现少数民族妇女谈恋爱时的样子，而杨丽萍觉得，她们少数民族姑娘在爱情上根本不是那样。十天后就要赴台了，一旦杨丽萍加入，那将意味着在舞蹈动作上会有很大程度的修改，时间上显然来不及。为此，没有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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