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一位中层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一个官员能否被重用，不在于你能做出多少政绩，在于你跟上级关系有多铁。辛苦工作没意义，还不如去上面找点关系。

　　一个背着LV的女人，招手拦一辆起步价三块钱的夏利。在监利县城大马路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

　　监利县城像一个巨大的工地，到处都在建房。然而表面的喧嚣难以掩盖内在的凋敝。早餐店里，经常有人就着面条喝闷酒，一到下午，晃晃馆（麻将馆）订晚了都没位置。由于种一亩地才挣500元，有50万监利人常年背井离乡在外打工。

　　监利被称作湖北的“大西北”，长期靠财政转移支付吃饭。2010年县委书记李吉高主政时，监利财政收入3.13亿元，但对一个150万人的大县依然是杯水车薪。监利一个正科级干部工资不过1900元，10年间只涨了200元。

　　因为资源匮乏，监利政治生态异常复杂。“在监利这么穷的地方，谁来当书记谁倒霉。”监利一位退休老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哪个县委书记都想干点事，但条件不允许。

　　“跑部钱进”成生财之道

　　计划经济年代，监利一直是全省粮食红旗，每年国家都有硬性的产量指标。“因为粮食价格倒挂，监利每户农民等于每年免费给国家奉献一台彩电。”有当地干部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中央拨给监利的财政转移支付4亿元，其中一部分还要用作领导们的办公经费。一位知情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副县级干部，明账就有10万办公经费，暗的更难估计，退休的县领导也有3万元的经费。

　　这笔钱到了乡镇，同样经过层层盘剥。“转移支付一般按人头发放，明明这个人死了说他没死，这个人打工去了但说他还在种田。”一位监利审计系统官员说，“冒领的部分全都进了某些人的腰包。”

　　监利县某镇一位农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国家每年给每亩田150元的农业补贴，可镇上农民一分钱没拿到，不但如此，每亩还要被征收55元，“说是给乡里村里的工作经费，还有政府大楼的贷款。”

　　因为财力不足，历任政府也难以推动民生改善，提高GDP更是难上加难。2000年杜在新上任县委书记那年，监利工业税收才2000万。杜在新希望监利工业翻身，却发现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

　　当时杜在新提出，搞一座长江大桥，再搞一条高速公路，很多干部都说他痴人说梦。不过到2010年荆岳长江大桥、随岳南高速公路通车的时候，许多人又想起了尚在狱中的杜在新。一位在杜在新身边担任要职的监利官员说，杜在新当时成立了一个小分队，到荆州、武汉和北京跑。一个副县长长期在北京跑，光跑项目的钱就花了几百万。

　　“跑部钱进”成为生财之道。对前县委书记杨道洲的起诉书披露，1999年春节前，某部曾拨给监利一笔20万元补助经费，正是通过一位在某部工作的监利籍老乡办的。这是杨道洲亲自带对口局长到北京活动下来的。

　　每年春节前夕，监利县领导都会从财政里拿出一笔钱到北京、武汉搞团拜会，邀请来的都是监利籍的领导和商人，2008年北京团拜会上还请来一位知名女歌唱家助兴。

　　无法抽身的关系网

　　在监利，如果想在下午两点到政府机关办点事，一般很难找到人。“都打牌去了”。

　　监利一位中层干部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一个官员能否被重用，不在于你能做出多少政绩，在于你跟上级关系有多铁。辛苦工作没意义，还不如去上面找点关系。

　　在监利复杂的人情网中，干部要想在激烈的人事竞争中杀出一条血路，除了一年三节送礼，还得经常陪领导打牌喝酒，通过日常感情联络“曲线救国”。

　　一位曾在监利某核心部门担任要职的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监利，新书记到任后，本地官员首先琢磨他喜欢什么。“只要到我单位考察，我就吹你，捧你，甚至写诗赞扬你”，通过各种关系拉近跟书记的距离。

　　一位接近前县委书记李吉高的官员说，李吉高在任时，无论他到深圳挂职，还是到北京出差，监利籍的老板都一个个排着队，要求请他吃饭。

　　前县委书记杜在新收的第一笔两万元贿赂，是在他生日那天，某乡镇两位领导上门送的。事后，杜在新在悔过书中回忆，身边工作人员泄露了他的生日。“他们是老乡，两位乡镇领导一直捕捉机会接近我。”

　　由于领导岗位僧多粥少，即便一个小科长的位置，竞争者们都会找各种门路疏通关系。监利一位曾被突然架空、赋闲在家的科级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考核干部，说白了就是看对方权力、资源大小。如何权衡，很考验县委书记的政治智慧，搞不好就要翻船。”

　　他举例说，城区一个派出所所长的位置已经空缺了两年，至今还是由教导员代着。当时有十几个人在争，甚至惊动了一位省领导的秘书，“公安局长最后实在没法，索性让它空着，谁也不得罪”。

　　地方上的政治家族，同样令县委书记左右为难。例如，在北京某部门的一位领导秘书，就曾为自己兄长从县法制办领导调任检察院领导煞费苦心。当地一些政治家族在监利党政部门占据多个席位，难以撼动。例如某镇出过一名分管组织的县领导，结果现在有十多名乡镇一二把手都来自该地，令当地有“一官顶半朝”之叹。

　　县委书记在监利任职时间越长，在关系网中就会陷得越深。2003年，监利县曾报批一名副县级干部，时任县委书记杜在新对他的印象是“满肚子祸水”。常委会研究时，杜一个人坚决反对。很快杜接到荆州市委某领导的电话，结果只能“违心任命”。

　　如果某位县委书记保持清高，一些官员的“点评诽”就派上用场了。有点“书呆子气”的杜在新初到监利时，并不收礼，就连儿子结婚、父亲去世，消息都瞒得死死的。很快流言四起，“做了官就不认老朋友了”、“高攀不上了”……

　　多位知情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杜在新最后出事，也并非单纯受贿，而和他触动了一些当地干部的政治利益有关。

　　警察维稳，一年吃掉30万元盒饭

　　在监利，一些官员与商人、地方势力构成的关系网已经固若金汤。这几年，监利也打掉了一些黑恶势力，但背景更深的却无法触动。一位监利公安系统官员说，他们曾经查过某屠宰厂，但调查刚启动就停了，“水太深了”。

　　监利已不止一次遭遇过群体性事件，不管大事小事，警察总是第一时间被派到现场，一位监利公安系统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披露，2010年，光警察在维稳现场吃掉的盒饭就有30万元。

　　在上访制度下，政府为了不把事情搞大，一般都花钱买太平。碰到严重点的群体事件，县委书记都得亲自出面。机构改革的时候，下岗分流的干部到县政府上访闹事，当时主政的余日福出面对话。妥协的结果，县里答应他们只拿工资不上班。

　　面对今天的干群关系，许多监利官员怀念以前的老县长赵祖炳。二十多年前，赵祖炳车祸去世，上万名群众上街送行。上世纪70年代，县委机关就一辆小吉普，但赵祖炳下乡坚持不坐小车，自己去车站排队买票。

　　杨道洲、杜在新两任县委书记被双规后，涉嫌行贿的157名官员没被追查，有些人后来还重用。

　　日前，湖北省纪委组成的调查组正在监利调查李吉高的腐败问题，一位调查组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除非是有直接证据证明其买官，如果是请别人帮忙的间接买官很难处理。

　　一些官员担心，如果只是拔出萝卜带不出泥，监利的局面就无法改变，县委书记前腐后继也不可能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