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工厂之间的待遇差别很容易就知道，年轻人的流动也是用脚投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黄艳黄浩苑

　　李松陈晨李俊义黄深钢

　　四川金堂市广兴镇的邹磊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今年23岁的他7年间已经换了10份工作。“可能不止10份，有些零工就不算了”，邹磊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去年春节前他辞去成都一份鞋厂工作，在东莞长安镇一个电子厂做起了车工。

　　“来东莞工作是因为父母也在这打工，先呆着，慢慢再谋出路吧。”邹磊是从“留守儿童”变成农民工的一个典型。

　　邹磊的经历和父母完全不同。他的父亲邹俊德在东莞长安镇一家医院干了已经10年，母亲在这家医院也做了8年护工，去年10月才因身体原因换了一份给人看孩子的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去年底对全国2043位农民工所做的就业趋势研究表明，农民工“短工化”趋势随年龄减小而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趋势更明显：与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相比，“80后”农民工第一份、上一份和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分别由4.6年减至1.7年、4年减至1.5年、4.2年减至1.5年。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增多，企业与其诉求差距日大，不少人频繁跳槽，“厂漂”“短工化”现象在当前“用工荒”中特别明显。在受访企业主和多位专家看来，这不仅加剧了“用工荒”形势，也影响了打工者自身发展，给社会稳定、企业发展以及产业升级都形成不良影响。他们呼吁，及早重视“厂漂”“短工化”等趋势性问题，对打工者群体和企业双方给予引导和扶持。

　　“只有试过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本刊记者最近走访多个人才市场了解到，不少“85后”、“90后”农民工因为各种原因切换工厂、调换工种。

　　毕业于竹山县职业技术学校的22岁的孙伟节后到武汉人才市场找工作，本刊记者碰到他时，已接触过三份工作了，“都不合意”。他说，自己在广州、深圳一带打了5年工，进过TCL、波导、可口可乐、美的等工厂，利用业余时间还考取了叉车证、铲车证和驾照。旁边的招聘人员问孙伟：“你这么频繁地换工作，说明你对工作不够有忠诚度，会影响你再找工作吧？”孙伟说：“不同的企业待遇和条件都不一样，年轻不能一直留在一个地方，只有试过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孙伟告诉记者，5年的打工经历让他明确了自己的创业理想，到武汉工作是因为他要到这里上一个为期3个月的夜校培训；这3个月里他也需要一份能够养活自己的工作。如果孙伟的计划顺利，那么3个月后他又将离开他工作的工厂。

　　像这样的故事和例子充斥当前的就业市场。湖南湘西州广州工业园一家服装企业厂长王承云告诉本刊记者，这里一线工人的工资月均1000元，对于年龄大的农民工还有些吸引力，但对年轻人“却没什么吸引力”。去年招的年轻农民工相当一部分来了两三个月后就去沿海大城市打工了。

　　富士康旗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武汉）有限公司行政服务处人力资源专理杜进文介绍说，富士康主要使用年轻人，这两年“厂漂”的问题确实越来越严重，他们往往三五个人进厂，过不久就可能三五个人辞工。“年轻人的信息交流更加畅通，工厂之间的待遇差别很容易就知道，年轻人的流动也是用脚投票啊，可以理解。”

　　本刊记者调研发现，目前企业界对农民工诉求多元化缺乏有效对策。不少企业致力于改善企业管理制度、提升员工福利以提高工人稳定性，但在企业用工成本上升等问题带来的压力下，如何稳定新生代产业工人成为企业亟需破解的难题。

　　供求变化加剧流动性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和企业主认为，目前不断壮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薪资待遇、社会保障、个人发展等提出了多方面的诉求，但现阶段能提供的公共产品、用工环境尚难以满足这些需求，这一矛盾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各城市、各企业之间的流动性明显增加，这也是形成“厂漂”的重要原因。

　　目前“厂漂”现象大量出现，应当说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有关。由于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农民工就业时有了更多选择，导致其更换工作的频率加快。在西部输出农民工的一些地区，不少农民工因为不满企业工资待遇、用工条件等，主动选择离职，成为“厂漂”。重庆巫山县农民工输出经纪人郑宁告诉本刊记者：“去年11月份，广东佛山一家陶瓷厂拿到海外订单，紧急从巫山县招聘了100多名劳动力。到岗后，由于不满劳动强度大、待遇低等原因，农民工们就选派代表找厂方谈判，双方达不成一致意见，结果一周内就走掉了150人。”

　　除此之外，其他多种诉求也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不稳定性。出生于1989年的安徽阜阳人李香自从外出打工开始已换过好几份工作。李香择业最看重的是个人上升空间和工作环境。“我们当然是想趁着年轻多学点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如果一个公司只是让你长期做零工，没有任何岗位晋升的机会，即使工资稍微高点又能怎么样？只要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我当然会选择离开。”她说。

　　“过去公司班组长布置工作，多少还是带点命令口气。现在再这样，会招来年轻员工投诉，认为你不尊重他，有些甚至干脆就辞职不干了。”主营拉链生产和外销的义乌市伟海集团董事长助理王珏说，新生代农民工对软环境越来越重视，如果无法满足其要求，他们可能会马上跳槽。

　　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副主任王科对本刊记者说，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已经从过去养家糊口的心态转变为外出体验、寻求自身发展，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但目前大量制造、建筑、服务企业仍是“三班倒”的工作模式，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工作枯燥、封闭、单调，企业管理落后，新生代农民工对这种工作缺乏归属感，很容易发生离职的现象。

　　受访专家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明确——挣钱回乡盖房子、孝敬父母、抚养孩子。在就业过程中，他们追求一种“保守的稳定”，去熟悉的地方做熟悉的工作；而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受过初中以上教育，他们会反复权衡各项工作的利弊得失，一旦有更好的去处，“跳槽”在所难免。

　　多重负面影响亟需重视

　　从本刊记者了解看，“厂漂”“短工化”现象还存在其他负面影响。首先不利于年轻一代农民工自身发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徐增阳说，长期流动导致他们很难积累到技术、也很少积累到其他资源。

　　其次，“厂漂”现象的增多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认为，对于社会治理而言，“厂漂”的另一面是产生了一个庞大的不稳定的边缘群体。

　　再有，“厂漂”对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有直接和长远影响。调研中，很多企业相关负责人都反映，“厂漂”增多增加了企业的招聘和培训成本。武汉爱机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徐青说，工人队伍不稳定，企业经常面临“招工－流失－再招工－再流失”的恶性循环。

　　作为用工较多的重工业行业，一家齿轮公司的“烦恼”颇有代表性。该公司党委副书记贺永林说：“齿轮技术是传统工业，也是基础工业，工艺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招五个年轻人，都抵不过一个老工人。没有工人梯队，这个行当以后说不定就没了。”

　　这家公司齿轮产量占到全球的30%，主要出口给本田等国外的摩托车制造商。贺永林说：“只能看着附加值更高的高端齿轮订单被竞争对手抢走啊。”

　　加强企业用工“吸附力”

　　多位受访人士指出，“厂漂”现象愈来愈明显，对企业与农民工个人都是不利的：企业因工人技能低水平化、熟练程度差，产品品质长期处于低水平；农民工因多次变换工作，技能无法提升，薪酬难以提高，发展前途受限。

　　业内人士建议，要减少“厂漂”现象，应该从以下三方面着力：

　　其一，企业要树立正确用工观念，合理确定薪酬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加强人文关怀，畅通农民工职位上升渠道，提高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吸引力。目前，浙江、广东一些企业就对工人设定技术等级，技术等级与工资挂钩，工人工作时间越长，技术水平越高，获得的专业技能资格也会越高，工资薪水也会提升。通过这种方式留住工人，对企业与工人都有益处。

　　其二，应进一步加强行业技能资格培训，加快职业教育发展，调整职业学科专业结构，让年轻工人有奋斗目标和职业技能追求。摆脱目前农民工低水平化重复劳动的职业困境，提高工作职业的“愉悦感”，以提高员工技能水平来提升产品质量，使企业和员工共同发展。

　　其三，在体制层面上，应该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同时，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新诉求，并促进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类公共资源对农民工群体公平分配，让农民工能真正融入城市，实现稳定工作和生活。例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农民工身份转型；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培育一大批有岗位技能、职业素质的工人队伍；通过规范劳动合同，稳定用工关系，维护农民工权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