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体育明星自诞生之初就被冠上“民族英雄”的称号，每个人就像是国家体育机器上的螺丝钉，每次比赛都是一次恢弘的出征。市场经济推动的不仅是经济的复苏，更是对个性的承认。当一幅中国体育明星形象变迁的图景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徐徐展现，中国体育正在慢慢走出宏大叙事的历史阶段，日渐回归自身内在的价值。

　　中国体育明星自诞生之初就被冠上“民族英雄”的称号，每个人就像是国家体育机器上的螺丝钉，每次比赛都是一次恢弘的出征。市场经济推动的不仅是经济的复苏，更是对个性的承认。当一幅中国体育明星形象变迁的图景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徐徐展现，中国体育正在慢慢走出宏大叙事的历史阶段，日渐回归自身内在的价值。

　　从“民族英雄”开始

　　在中国，体育明星最初的光辉形象，是从“民族英雄”开始的。

　　时间倒退76年，1932年7月30日，当刘长春高举国旗走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时，他的身后，是一支“临时拼凑”的五人代表团，再后面，大洋的彼岸，是山河破碎的旧中国，四万万中国人中，他是唯一参赛的运动员。

　　此前启程时，上海的一家晚报刊登了一幅画为他壮行——《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挺立船头，手持单刀，准备单刀赴会。

　　1932年中国人的奥运之旅，像中国复杂的时局一样，悲苦交集。由于长途跋涉的辛苦，刘长春铩羽100米、200米预赛，他留在历史上的，是一个承载着家国哀伤的悲情英雄形象。

　　奥运梦碎，国难重重，然后是天翻地覆，到了1949年，然后是1952年到1979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大陆没有参加期间的奥运会。

　　在冷战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渴望用各方面的进步来证明制度的优越性，一个个作为榜样的革命英雄形象先后诞生。在体育方面，经过1950年代的全民体育时期，竞技体育也逐渐找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模式，即“举国体制”，国家体委根据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选定一些重点项目作为突破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最有可能突破的运动员身上。

　　于是，1950年代中期开始，在“革命加拼命”口号下，一个个被陈毅副总理称为民族英雄的体育英雄出现了。

　　最先出现的是广东人陈镜开。1956年6月7日，他以133公斤的56公斤级挺举成绩，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者，随即成为全民学习的榜样。旅法作家钟丽思在作品中纪录了当时的盛况：“红房子的娃娃们，就将各人家中大大小小的石锁提去大院，在满天落霞的辉煌壮丽中，憋足气学陈镜开。”

　　然后是郑凤荣。1957年11月17日，她跳过1.77米的高度，成为1936年以来亚洲第一位打破田径世界纪录者，被媒体赞为“宣布中国体育运动春天降临的一只燕子”。美联社也破天荒地发布了消息：“一位20岁的中国姑娘，在北京以有力的一跳警告世界田径界：6亿中国人不会永远是落后的选手了。”

　　然后是容国团。1959年，他击败匈牙利人获得世乒赛男单冠军时，正值共和国中国成立十周年。这个共和国时期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使得举国若狂，让民众看到了民族崛起的希望。他回国时，贺龙副总理亲自接机。周恩来将这个冠军，和十年国庆列为当年的两大喜事。

　　在一个困难重重的中国，体育明星们的辉煌增加了人们战胜困难的动力。1961年26届世乒赛工作人员冯贵家回忆当年时说：“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亲眼目睹了中国乒乓球荣获三项世界冠军的历史性胜利。那时，国家和人民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乒乓球的胜利，成了鼓舞人民战胜困难的精神武器。”

　　1980年代的志气

　　在国家射击训练基地的中央广场，有一座枪形雕塑。雕塑的原形，是一把小口径气手枪。24年，它的主人许海峰，在刘长春单刀赴会的城市，一枪打破了中国奥运会金牌“零”的纪录。

　　1984年7月29日，这个从小喜欢用弹弓打鸟的前供销员，在男子手枪60发慢射比赛中，一度感觉不好，出去坐在台阶上休息。比赛结束后的半小时，成绩还没出来，从当时的照片看，他的表情非常难受，但很快他和整个中国都跌入了欢乐的海洋。

　　那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一个迷茫困惑、需要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年代，一个迫切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年代，体育明星的横空出世让中国人从“东亚病夫”情绪中找回自信。而在许海峰夺冠之前，中国女排这个集体英雄形象就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

　　1981年11月16日下午，如今上海大剧院的陆老欢，是在高中同学家里看女排初次夺冠的电视转播，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一会站起一会坐下，最后用力过度，竟把同学家的木椅子坐坏了。这一天，在北京，很多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狂欢。

　　在陆老欢印象里，整个80年代，对体育明星的英雄主义叙事，从中国女排迈向五连冠的征途开始，至1988年3月27日，围棋国手聂卫平被授予“棋圣”称号，达到了顶峰。

　　在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中，聂卫平以九连胜的战绩屡挽狂澜，为中国获得三连胜立下汗马功劳，成为中国围棋赶上日本的里程碑。在他被授奖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新闻写道：“‘圣’是对功勋卓著的人的尊称，棋圣是棋手的最高荣誉，国务委员方毅说，聂卫平是中国围棋界的‘孔夫子’，他获此殊荣，当之无愧。”

　　而在聂卫平加冕棋圣的前一年，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则走向了低谷。1987年，第三十九届世乒赛上，何智丽打入半决赛，领导却要她让球给队友，何智丽上场后却把队友打了下来，并在决赛中发威，勇夺世界冠军。因为不顾“大局”拒绝“让球”，何智丽付出了惨痛代价。回国后，她被要求写检讨，其后远嫁日本。

　　7年后的广岛亚运会，已改名小山智丽的她，以3∶1将中国乒坛“大姐大”邓亚萍斩于拍下，夺得女单金牌时，她忍不住痛哭失声。这一刻，无数中国人通过电视，目睹了曾是炎黄子孙的她站在领奖台上，面对着太阳旗冉冉升起。一时，“汉奸”、“叛徒”，无数的骂词泼向了她。

　　何智丽事件是个悲剧。多年后，在上海记者何思看来，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体育运动被看作政治活动，体育运动被纳入民族进步的叙事轨道，强大的国家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运动员的个性，叛逆者将不可避免被打入另册。

　　“何智丽在当时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则。今天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同济大学教授张闳看来，一场体育运动首先是运动员个人的表现，其成功当然也是所在族群的荣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挑战自我极限的努力。“个人”、“民族”、“人类”在运动员身上，本来应该三位一体，但在特定背景下，也会有冲突。这里有制度性的原因，中国对运动员是国家投资，作为运动员，在比赛时是遵循体育原则，还是集体利益的原则，有时会存在着矛盾，但冲突不是不可解决的。

　　“我们不是机器人”

　　何智丽的遭遇，多年后还让何思感慨：在中国日渐强大的体育机器上，运动员似乎不过是这部机器的螺丝钉。张闳把这种印象的产生根源之一，归结于大家对运动员不了解，过去的媒体经常把他们塑造成：不顾一切地就是为国争光，要拿金牌。而这好像有些不近情理，不符合奥林匹克精神。

　　但这种印象，在1990年代有所改变。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的推进，使这个国家再次开始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中国运动员开始有了个性化表达。”何思最先注意到的是伏明霞。1990年，12岁的伏明霞在美国的比赛中获得冠军。出席赛后发布会时，她从教练那里得到指示，无论外国记者问什么，一律回答“不知道”。队里的考虑是，让一个孩子面对美联社、路透社，万一说错话怎么办?给祖国抹黑了怎么办?于是“你训练得苦不苦?”“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你今年多大?”一连三个问题，伏明霞一律“不知道”，《一个只会说“不知道”的中国姑娘获得了世界冠军》，后来成了美国一家报纸的标题。而到了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伏明霞夺冠次日，一家国外报纸写道：伏明霞小姐幽默机智谈笑风生。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有“东方神鹿”美称的王军霞在5000米比赛夺冠后，把一面国旗披在身上，双手兴奋地舞动旗角，环绕赛场。这个镜头，也让上海青年学者姚小亮印象深刻：那似乎是个运动员个性化的信号。

　　在何思印象里，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即使国外媒介对中国运动员的印象，也有了大幅改变。

　　这是一届中国广受瞩目的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在夺冠之余留下太多的激情镜头：占旭刚振臂怒吼，孔令辉激情亲吻国旗，李小鹏被教练和队员高高抬起。

　　2000年10月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用了笑意盈然的中国男子体操队的照片做封面，相关标题是“感觉良好的因素——中国那些平素板脸的运动员懂得了胜利也可以是乐趣”。文章称，中国运动员由1971年参加世乒赛比赛前高念毛泽东语录，到今天获胜后的激动挥拳，他们的变化远比金牌榜上的得与失更有深意。

　　前乒乓球教练蔡振华在接受《时代》记者采访时说：“我们要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是体育机器人。我们令运动员更出名、更受欢迎，就像所有美国篮球明星一样。”

　　是什么原因带来了这些变化?文章认为这是和中国为了申办2008年奥运而改善形象有关。而在张闳看来，这是中国多元化社会的进步，体育正在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在体育这样一种广阔的舞台上，运动员们有了更多表达个性的机会。

　　双子争雄的时代

　　在何思印象里，2002年6月27日，当NBA总裁斯特恩在选秀大会上读出姚明名字的时候，中国体育明星史上的姚时代开始了。这个身高2.26米的巨人，在其后的岁月里，被《时代》周刊誉为“从毛主席以来最广为人知的中国符号”。

　　而2004年，当刘翔在雅典，以平世界纪录的成绩率先冲过110米栏终点时，整个世界都震惊了，他打破了亚洲人缺乏田径潜质的思维定势。在何思看来，中国体育明星史，从此进入了双子争雄的时代：

　　一个跻身于世界上最懂得商业运作的NBA联盟，第一中锋的威名远扬;一个集110米栏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所到之处众星捧月。一个温和随性，不乏幽默，把东方的谦虚礼让和西方的竞争意识融为一体;一个懂得享受体育，享受生活，心理素质超强，拥有俊朗阳光的面庞，酷酷的个性。

　　在姚小亮看来，刘翔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国家体育典范，与时俱进的主旋律运动员。此前，刻苦、勤奋、爱国、踏实，构成了模范运动员的特色，但是他们一般缺乏个性。而刘翔既符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某些特征，比如个性张狂，但又无比爱国。而姚明的形象，基本上是由NBA来塑造，只不过符合了中国的国际化潮流，显示出中国人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优秀的。

　　在张闳看来，刘翔式明星的受欢迎，是大家首先把运动员当作人来理解，体育明星首先是个人，如果只是一个被体育制度塑造出来的金牌机器，就违背了基本的体育精神。而刘翔，除了运动员的身份之外，他是个心理、体格、人格都很健全的年轻人，个性十足，朝气蓬勃。如果说他是制度、政治的象征，反而不真实。

　　体育明星的形象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姚小亮认为，除了运动员个性的发挥，另外就是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国家对运动员的形象塑造策略有所变化。为适应不同的社会结构，把以前大一统的指令式塑造，变为软性的技术控制，更尊重人性了，更懂得如何通过媒体展示体育英雄，而商业元素的加盟，使他们的形象更具有亲和力。

　　这种策略的改变，在“姚之伤”事件上是一次很好的体现。2008年2月28日，姚明左脚脚踝骨折的消息，震动中美两国。作为中国不多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巨星，姚明如果缺席北京奥运会，造成的损失将不可估量。但中国篮协的官员说：“姚明缺席奥运会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然而，我们必须听从医生的意见，假如姚明无法完全康复的话，可能影响到他整个职业生涯。”

　　这个看似平常的表态，让《沈阳晚报》的记者张勇感慨：这是重大的观念进步。依照以往的观念，像奥运会这样重大的比赛，优秀运动员“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回想何智丽的命运，就能体会到这种思维的强大力量。从两个体育明星的不同遭遇，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舍小家为大家”是对的，但绝对不能把个人和集体完全对立起来。因为，集体是由千千万万的个体组成，如果完全无视个体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也就无从谈起。

　　而张闳认为，国家的荣誉，首先是通过运动员来实现，尊重运动员个人的生命、个人价值，乃至于尊重他的个性要求，就是尊重体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