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问题不是政策，而是制度
南方周末：目前世界各国主要采用哪些税制？如何进行比较？
李炜光：税收这方面，哪种税制更好很难界定。实行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制，还是实行所得税为主体的所得税制，还是双主体制，要根据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来决定。像法国实行的是增值税，而美国以所得税为主。我们国家本来也想建立双主体制，但没建成，到现在还是以流转税为主，达到70%左右。
但不同的税制会对政治与社会结构产生影响。比如，以所得税为主的国家，一般来说因税制产生的不公平就比较少。所得税制是按照利润来征收的，个人的全部所得要有一些扣除项目，比如子女享受的教育。
南方周末：中国目前的税制与发达国家有什么不同？
李炜光：最大的不同是决定一国税收的制度结构不一样。比如说，在发达国家，这个国家的税制、税种、税目、税率等一般都是写在宪法里。关于税收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写在宪法里，而且往往写得很清楚。但在中国，宪法里关于税收的内容非常少，关于税的具体事项，基本上是国务院的事。
税收的问题，在中国少有经济学家出来说话。因为今天的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受过教育做过研究的，但那些地方通常已经是纯市场经济。财政税收预算问题在那些国家，只需要讨论政策而不是制度，因为是最基本的，是一个现代国家“打底”的制度建设，是最“ABC”的基础制度。
但中国的问题不仅是政策，更根本的是制度就有问题。作为向现代制度转型的国家，通过税收关系可以看到我们的差距。一个现代国家中人民跟政府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税收来体现。
破除财政幻象
南方周末：在财税制度改革上，你认为现在有什么是应该做的？
李炜光：其实中国现在正面临这个选择，中国急需成为一个税收国家。什么是税收国家，税收国家就是这个国家是由税收养活的，必须明确这一点——国家，机构，每个官员每个公务人员，他是吃财政的饭的，他是由税收靠亿万纳税人的血汗钱给养活起来的，这个关系得先理顺了。
真正提供税收的是普通纳税人，他养活这个政府，不是政府养活自己。政府国有企业交的严格说它不是税收，而是利润，是租金。但这个已经混淆了多年，政府抓着一百多个大型央企，认为可以养活自己，这叫财政幻觉。而且很多老百姓还认为是政府在养活我们，完全颠倒了。
南方周末：就是这种财政幻觉进一步固化对国有企业的定位认识，最后造成改革的动力缺失？
李炜光：这就是财政问题的复杂，很难说清楚，往往被表面上一些事情遮盖着。
南方周末：在过去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将来又能从何而来？
李炜光：税制的变化，最初是因为经济结构变了，税制不能不改。
中国的税制基本以改革开放为界，在这之前基本上是计划经济，全是国有企业。那个时候不是税制，而是叫上缴利润，然后产品由有关部门调拨。变化应该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在上世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的利改税，通过两步改革，以税收取代利润。
“利改税”的原因就在于这个时候市场已经越来越重要了，企业交税的问题越来越重要。后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增值税改革，也是因为过去工商统一税是对国企征的，欧洲的增值税就被引入了中国。这些改革的背景是邓小平进行的放权让利改革，是贯穿整个1980年代的重要改革。
接下来的改革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后来就是分税制改革。
将来再往下改革我觉得那就应该是财政支出的改革，是预算的改革。前面的那些改革是因为经济结构向市场化转变，它必须跟着变，相对难度并不是很高，怎么改也是收钱的改革，不过是改收钱的方式。但将来的预算改革就不一样了，那是花钱的改革，所以遇到了极大的阻力，至今没有多少推进。
税收杠杆要慎用
南方周末：税收对于刺激经济的发展，是怎样的关系？
李炜光：税收一直被认为通过税率和征收方式可以作为一个杠杆来用，但是市场化国家应该尽量少用。因为有一个税收公平的问题，你说我给部分企业减轻了税收负担，对其他纳税人不公平了。所以我倒是赞成实行轻税政策，税率降低，而且要达到一定规模才征收，而且税率也有梯次。这对刚创立的微小企业有帮助。
中国实际上也实行过这样的政策，在引进外资的时候。比如有的税三年免征，此后两年减半征收。内资上一些高科技工业园区也用过。
南方周末：但你觉得这种其实也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方向？
李炜光：对，像给外资的税收优惠现在已经慢慢取消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自己，提供了一种税收优惠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吸引别人来。但税收是一个杠杆，而且是经济里头杠杆作用最大的之一。它运用起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效率很高，但各国运用起来都非常小心，因为公平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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