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民间，能给领导人意想不到的有益启迪
在台湾流传很广的故事：蒋介石偶尔“出巡”和民众接触，行程一定严格控管。不只在安全问题上小心防范，还要有专人事前先走一趟路线，吩咐将该补的路补好，破旧不好看的东西移开，而且会一一跟商家叮咛：万一“蒋总统”接近询问货品售价，不能照实回答，一定得给一个很低的数字。
从一个角度看，蒋介石的权力很大；但换个角度看，他却连真实掌握台湾现实状况的权力都没有。他看不到台湾“不方便”的情况，一直以为自己统治的这块地方就是如同身边的人替他安排刻画的那样。
蒋经国显然很明白这种状况，换作他掌握大权时，他就一百八十度地改变了做法。蒋经国出门没有庞大威仪的排场，甚至自己身上也不穿正式堂皇的衣装，永远是一件旧茄克、一双旧皮鞋。他的行程经常临时改变，让周围的人无法事先准备。到了乡下城镇，他就问当地的乡镇长有什么特色饮食店，然后直接走进去，坐下来就吃饭了。
没几年，当时的“蒋院长”（“行政院长”），就有了遍布全台湾的“民间友人”。这些人几乎都是本省籍的小吃店店家，蒋经国反复走访他们的店，吃他们的食物，然后和他们随意聊天。因为有蒋经国莅临的“加持”，这些本来在地方有名的店家，很快就有了全台湾的知名度，很多人特别前去拜访，吃吃蒋经国吃过的食物。
从政治上看，最大的意义则在：蒋经国摆明了不让身边的人阻挡、蒙蔽他对台湾社会的了解。他有完全不受中介操弄的管道，来接触民情。还有，蒋经国如此凸显了和他父亲截然不同的风格，亲民、尊重底层劳动者的风格。
1979年，台北“春之艺廊”策划了“洪瑞麟──三十五年矿工造形展”。洪瑞麟是个长期以矿工为对象的特殊画家，致力于表现矿工劳动上的尊严，做这样的创作选择，显然背后有着强烈的社会价值信念。在蒋介石的时代，这样的信念是犯禁忌的，很容易被告密、罗织为左倾“工农兵”意识形态的展现。主办者其实是抱着冲击禁忌的心情筹办展览的，谁都没想到，展览开幕，蒋经国竟然轻车简从突然出现在画廊，而且对洪瑞麟多加赞赏鼓励。
长期和民间接触，创造机会让没有特别居心，也没有特别准备的民众对他即兴说话，同时也就培养了蒋经国大不同于蒋介石的听话方式。1979年底发生“美丽岛事件”，情治单位给蒋经国的报告，将之直接定位为“叛乱活动”，一时风声鹤唳、如临大敌。当时人在美国，因为写作披露“文革”情况的小说而备受美国媒体重视的小说家陈若曦，受朋友之托兼程赶回台湾，见到蒋经国，鼓起勇气跟蒋经国说了对“美丽岛事件”不同的看法。陈若曦强调：“美丽岛”不是叛乱事件，蒋回问她：“不是叛乱事件，那是什么事件？”陈若曦没料到有此一问，情急之下脱口说出：“是严重的交通事件！”面对此荒唐一答，蒋经国几乎失去耐心要送客了。然而接着陈若曦再说了一句关键的解释：“整个事件不是先有暴动，而是‘先镇后暴’。”蒋经国竟然还是听进去了，而且为之动容。就是这么一句“先镇后暴”，改变蒋经国以最严厉手段处理“美丽岛事件”的决定。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倾听民间”的经验，蒋经国会决定解除戒严。同样难以想象的，有了那么多行走在民间，认知台湾社会当时人民真正的苦恼、需求，蒋经国会不晓得戒严的管制与压抑，有多么令人反感；会不晓得台湾人民已经多么向往民主。还有，接触这些活生生的市井小民，而不是让自己被一群同构型很高的国民党官僚包围，真的将这些市井小民当作朋友看待，蒋经国也就不会觉得台湾民众水平太低，不能够担当自己的主人，为自己的社会福祉做决定。
经常接触活生生的市井小民，并真诚地借由市井小民维持自己对一个社会的体会与尊重，能够给领导人意想不到的有益启迪，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作者为台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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