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胡晓炼、副行长刘士余、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周小川表示,次贷危机期间中国开启的4万亿投资计划中,肯定存在部分项目资金短缺问题。另外,周小川认为用“暴利”这个词形容银行业利润有些过分,相对于其他行业,去年银行业的利润状况确实是不错,但银行业系统今年恐怕要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
话题1: 存款准备金率
调整不是货币政策松紧信号
新华网记者:从2月24日开始,央行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了大概4000亿元人民币资金,这个资金的释放是否提振了股市的信心?这个资金是否会流向房市?我们如何减少它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下调释放出资金未流向房地产行业
周小川:一般来说,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或者下调,主要是调节市场上的流动性。近年来,存款准备金率工具的使用主要和外汇储备增加或减少所产生的对冲要求有关,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并不是表明货币政策是松或者是紧。因此,存款准备金率如果下调释放出资金,它是广泛地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方向,也就是说银行有更宽的流动性头寸以后,可以按照它日常的贷款分布向各个部门发放,因此没有一个典型的方向,比如像您所说的是为了增强股市的信心或者是不是主要会流向房地产行业,情况应该不是这样的。
举一个例子,在某一段时间里,如果国际收支顺差比较多,中央银行买入外汇比较多,为此吐出的流动性就比较多,此时就需要加大对冲力度。请大家注意,这个关联是比较重要的。
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空间很大
上海证券报记者:请问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有多大?时机应该如何抉择?此外,价格工具有哪些考虑?
周小川:从理论上讲,存款准备金率的空间可以非常大,现在是20%出头,但我们也有过比较低的时候,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存款准备金率只有6%。从国际上看,其他一些国家的存款准备金率还有过更低的水平,因此空间很大。
同时,要看存款准备金工具的必要性,也就是第一个问题提到的要看市场流动性究竟是多还是少,不能因为说有空间,你就认为可以随意地上调或者下调,还是要针对具体的流动性状况,而这个流动性状况又和外汇占款有关系,和国际收支平衡有关系。
人民银行历来非常重视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最近一年多时间,也就是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三季度,曾5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这表明价格型工具我们也经常使用。但具体使用时,需考虑到各种约束,包括进行利弊分析,其中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因素就是观察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因为现在经济全球化,所以要特别关注对资本流动所产生的影响。
银行在客户信息隐私保密方面需改进
中国经济网记者:据悉,客户资料在银行内部几乎是透明的,请问未来会不会在这方面有法律制度上的保障出台考虑?
刘士余:前一阶段网上风传,说我们某家大银行甚至几家银行泄露了上百万客户信息,后经查实,没有这回事。但是,银行在客户信息保密、隐私保密方面,确实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这已经纳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范畴。
话题2: 稳健货币政策
物价上涨是我国经济复苏负作用
中央电视台记者:目前国内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形势有什么关系?另外,今年实施的稳健货币政策面临的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哪里?
周小川:确实,货币政策的制定,在最近这5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主要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这跟以前大家在教科书上所学到的有一定的区别。
国际金融危机首先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随后在2008年秋天深化成大面积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中国成功地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所以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复苏,而且复苏的力度比较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负作用,就是说物价指数会有所上升。为了应对通胀压力,我们决定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说这是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复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密切相连的。
您另外一个问题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有关。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还是经济复苏的进程问题,特别是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所引起的有关欧洲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情况。
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走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即要看他们能否走出危机的阴影,能否成功地复苏。众所周知,今年还有一些地缘政治方面的新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货币政策都要给予密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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