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崮
“一些银行在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要求：银行业要坚决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资本消耗型粗放发展模式
中国的银行集体陷入了舆论的“暴利风暴”。
2012年2月，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113.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商业银行净利润超万亿大关，达到10412亿元，创历史新高。
这两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外部出口需求减少，内部又存在通胀压力，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甚至在局部地区出现“倒闭潮”。与此同时，2011年银行业仍保持着36%的净利润增长率。相比之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这一指标为25.4%。
“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我们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公开场合讲的这席话一度成为舆论热点。
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期表示，“一些银行在许多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回潮和改革不够深入的问题”，要求银行业坚决走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资本消耗型粗放发展模式。
困扰中国银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症结是什么？改革最迫切的方向在哪里？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克崮畅谈了对银行业改革的见解。
政策性高利差的历史条件不存在了
《瞭望东方周刊》：怎么看待当前银行业的高利润问题？
刘克崮：高利润的原因之一在于政策性的高利差持续时间过长。
高利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经营状况不好，因为当时项目失误较多，又承担了许多政策性任务和社会责任，例如给当时普遍经营困难的国企提供救济性贷款，支持它们改革脱困，维持企业和社会稳定。这造成了不小的不良贷款，当时大银行的不良率在40%左右，某些省份的银行实际不良率达70%，一些贷款打了水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推进银行业改革，剥离不良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并给予其利差保护，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并发展壮大，近几年还实现了股改上市。
对于利差保护政策，应客观看待。当时它帮助银行度过了困难时期，银行日后才得以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并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维持这种政策性高利差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存在了。现实情况是，老百姓存款负利率并且承受较高物价，实体经济又受到冲击，这时银行继续维持这么高的利差不太合适。现在银行应该做的是让利于老百姓和小微经济体。
《瞭望东方周刊》：这种非市场化的高利差是不是会催生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
刘克崮：市场需求造成一个价格，人为管制又造成一个价格，走双轨制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
钢材市场的老板们为什么扎堆放高利贷？因为市场对资金有多种需求，而在利率相差不大的情况下，银行会青睐于大中企业，因为给小微企业贷款的成本和风险要大得多。所以可能会出现银行以不到10%的利率贷给钢材商人，后者再以20%~30%的价格放给小企业，这中间就可能产生出巨大的灰色利益。
但是，我们对那些常规的民间金融和高利贷应有客观认识。它们的高利息其实是市场化的产物。我们的银行存贷利率没有市场化，大银行的风险偏好趋同，而金融体系也还不够健全，缺少为小微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面临“融资难”困境。
利率市场化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市场机制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就不能再过于依靠政府去调节，政府要做的是整体的调控，比如货币供应总量、准备金率、市场准入等等，其他事情还是应该交给市场来发挥主要作用。
当前最重要的是放开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
《瞭望东方周刊》：利率市场化应如何推进？
刘克崮：利率市场化已经推进了一个时期，而且取得了长足发展。例如近年来企业发债融资的比例加大，托管量已近6万亿元，其利率的定价已实现投资者自主定价，并逐渐对贷款带来一定替代效应，间接影响到贷款定价。另外，尽管目前存款利率偏低，但作为存款的替代产品，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的收益率在2011年以来一度超过6%，接近甚至超过贷款利率。
下一步如何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我个人认为需要分步推进几项工作：
首先，近期可以考虑加大贷款利率下浮的幅度，放开信用社贷款利率的上限，逐步完善后开始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限制；
其次，通过替代性金融产品提高居民金融资产收益，同时提高银行对存款利率上升的接受能力，可在一定时期内实施存款利息有限上浮，最后再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
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金融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与开放，建立起与不同规模的经济体相适应的多层次金融机构，引入不同风险偏好的机构，例如小型金融机构、民间金融、PE等，从而把过剩的资金疏导到真正有需要的领域，比如小微企业和农村地区。
总的来说，利率市场化必须坚持渐进、可控的原则稳步推进。当前最重要的不是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而是放开金融机构准入的限制，允许民间金融和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竞争，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合理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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