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从尼克松和邓小平开始的每一位美中两国最高领导人，都对对方进行过声势浩大的访问，宴会上的盈盈笑语和花絮，每每成为国际媒体热议的焦点。然而，领导人的性格、作风和个人魅力，永远代替不了国家利益的分歧

　　毛泽东和尼克松

　　1979年2月2日，美国休斯顿，邓小平（中）参观美国航天局约翰逊航天中心，坐上登月车的模型

　　1997年10月28日，江泽民主席（右）参观弗吉尼亚州的殖民时代城市威廉斯堡并观看表演

　　2006年4月19日，胡锦涛主席（中）访问波音飞机公司，接受飞机工德尼尔（右）赠送的棒球帽并戴在头上。在此之前的一周，中国代表团买下了80架波音飞机

　　2012年2月16日，习近平副主席（左）在美国艾奥瓦州参观考察农场，并在农场主金伯利的陪同下操作农用机械

　　2012年2月，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正式访问。而就在40年前的2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建国以来中美之间隔绝对立的局面，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弹指一挥间，中美握手40年。离开中国前，尼克松在欢送他的宴会上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确实如此。

　　40年来，两国贸易额增长了180多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但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再到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再保证”和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定位上的摇摆充分说明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尼克松访华时，已经当了3年总统的他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和与苏联争霸的失利都在迫使他不得不另辟蹊径。而中国与苏联1969年刚爆发珍宝岛战役，关系恶劣。联合抗苏的共同需要使得双方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双方对彼此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1979年1月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更是帮助他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实现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得中美关系一度降到了建交以来的冰点；1991年苏联的解体，更让中国的抗衡作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大洋彼岸，美国国会一次次地提出不再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老布什总统更批准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克林顿上台后，美国更是将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挂钩，1993年7月爆发“银河号事件”，9月，中国申奥由于美国阻挠而未果。1995年夏天，李登辉以“校友叙旧”的名义对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打破了中美建交16年来的禁忌。中方以牙还牙，1996年早春，解放军在沿海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此举招来了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与解放军形成对峙。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充满了摩擦与博弈，可谓险象环生。

　　在此背景下，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11月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但中美关系并未因此峰回路转。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似乎一触即发。

　　“911”事件改变了一切。美国战略重心向中东和反恐的转移，使中国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段时间，是中美关系相对平静的时期。2002年胡锦涛担任副主席时的访美行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受到的打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全国上下的焦虑通过奥巴马“美国不能接受第二名”的表态而表露无遗。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的霸权地位一度受到了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有力挑战，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狼来了”的预言。但这一次的情形有所不同，来自中国的挑战似乎分外严峻。中国经济不仅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更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追捧，G2呼之欲出。

　　中美关系因此在2009年下半年以来摩擦不断，似乎进入了新的震荡期，集中表现在贸易和反倾销、达赖、对台军售、气候问题、互联网管制等多个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1月对美国进行了访问，“就好像两个国家曾走到了悬崖边缘，在看到下面万劫不复的深渊后，他们选择了退后。”但国宴、联合声明和大订单，并没能阻止美国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也没能让美国停下从中东回归亚太的脚步。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态势已是十分明显。而2010年以来中东的变局，更进一步凸显了双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分歧。习近平的访问虽然圆满成功，“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也是事实，但中美在台湾、人权、汇率、贸易、南海与中国军力扩充等方面的纷争，并不会随着此次访问的圆满成功而止息。

　　过去40年，从尼克松和邓小平开始的每一位美中两国最高领导人，都对对方进行过声势浩大的访问，宴会上的盈盈笑语和花絮，每每成为国际媒体热议的焦点。然而，领导人的性格、作风和个人魅力，永远代替不了国家利益的分歧。邓小平的牛仔帽、江泽民的京剧清唱、胡锦涛和美国儿童的互动、习近平吃巧克力的随性，固然让人耳目一新，能创造气氛，但事实上，没有任何重大的分歧和矛盾，是通过中美领导人的互访得以解决的。一次访问带来友好气氛，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必然就此回暖。

　　1993年到2000年，江泽民主席跟克林顿总统在8年里头会面了11次，但这并没能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时至今日，“一见一售”(会见达赖、对台军售)、“两核问题”(伊核问题、朝核问题)、“三海争端”(黄海、南海、台海)等问题仍在顽固地困扰着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变迁，遵循的是更为本质和现实的逻辑，那就是两国之间的力量对比。

　　中美关系的现状，在几个关键环节上都是依赖中方长期以来的妥协和让步，这不得不让人提出两大诘问: 维系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到底何在?中国如何在其中取得主动？

　　要化被动为主动，首先要明白彼此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什么？美国的国际地位有没有下降？现在，一些中国人认为自己强大了，不能再作太多的让步。问题是美国不认可这种态势，它认为自己没有衰落，中国其实更需要美国，因为中国的国内问题很多。即便是金融危机之后，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每年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转化为政策目标和手段。事实上，这种转化会是一步一步的，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完成，甚至也不是十年八年。当然，老百姓希望能得到立竿见影的具体成果，比如以前对台军售，现在不售了，而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的。

　　中国要取得长远战略上的主动性，首先要向美方提出具体的要求，现在是美国在对中国提要求，中国不断地说“不”。以后中国要学会设置议题，提出明确的要求，我希望你干什么；其次，从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看，中国在国内事务上取得的成就越大，中美关系就越好。中国要在中美关系中取得主动，关键还是在国内。

　　40年来，中美双边关系风雨兼程走到今天，尽管有磕磕绊绊，但总体上还算顺利。于是，有人总结出了似乎能反映中美关系实况和走势的信条：“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而中美之间广泛深刻的经济联系，似乎更让冲突成了杞人忧天。

　　但以《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风靡全球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 米尔斯海默一直相信，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声言“未来30年，如果中国像它前30年那样发展的话，它将寻求支配亚洲，就像美国支配西半球的方式那样”。“如果中国大陆发展成香港那样，它将试图把美国从亚洲挤出去，发展它自己的‘门罗主义’。”这似乎代表了西方社会的一种看法：无论中国做出了怎样的口头承诺要实现“和平崛起”，但当它成为一个强国时，也定会如历史上的强国那般行事。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在最近接受访问时也表达了中方的忧虑：“我认为重要的问题是：中美两国是不是敌人？我们要走向战争吗？我们在准备要和对方开战吗？”

　　显然，经济的相互依赖并不是和平的永久保障，两次世界大战就是明证。毕竟，来自金融危机的教训是，仅仅因为某件事物“大到不能倒”，并不意味着它真的倒不了。历史上，霸权的更替往往是通过战争来完成的，一个实力迅速上升的大国同一个维护霸权的大国也往往很难和平相处。但对中美而言，无论处理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有多难，如何无经验可循，两国必须同舟共济，共舞于国际大舞台，摸索和创造出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型国家关系，和平相处、合作共生。

　　1997 江泽民态度

　　江泽民显得非常高兴，开始用英文大声朗读。一位美国官员说，江对这一珍贵文件的热情，使两国领导人找到了在过去冷冰冰的（《纽约时报》语）4次会面中所没有的共鸣，并促成了他们最深入坦诚的一次讨论

　　1997年10月29日，江泽民主席（左）和克林顿总统在华盛顿老行政办公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

　　江泽民头戴18世纪金边黑色三角帽，和夫人一同参观弗吉尼亚州的殖民时代城市威廉斯堡

　　记者 安库雷

　　1997年10月26日，江泽民对美国展开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这是1989年以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美，也很可能是江泽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一个多月前结束的“十五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次，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改革正在向前推进，社会重新活跃起来，香港也在7月1日顺利回归，可惜“一国两制”的提出者邓小平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幕——2月19日，这位老人在宁静中离开人世，江泽民为其举行了庄严的追悼仪式，50分钟的悼词里，他5次掏出手帕来擦拭泪水。

　　“没有人把1997年和1976年混为一谈，”传记作家凌志军写道，“毛泽东的后人把他留在天安门广场上，让后人世世瞻仰；邓小平却让自己葬身大海，从此杳无踪迹。”

　　“经济！是经济！听起来江的咒语和克林顿的并无两样。”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后来说。信仰失落以后，经济增长就成为了凝聚人心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来源。这个社会也曾找到另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但政府对它总是半心半意。1996年最火的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5个年轻作者在书中批判了美国的浅薄和虚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没有直接评价这本书，只是说它的出版表明中国有言论自由，后来不久，他就宣布，江泽民主席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美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两个人权公约之一。看起来他的心情大好，访美的第一站从夏威夷著名的Waikiki海滩开始，而这并不在他的公开行程上。《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当江泽民突然出现在Waikiki海滩时，着实让很多游客吃了一惊。“他戴着黑色泳镜和粉白相间的泳帽，”这位记者描述道，“当他走向海里时，看上去有点像一位意大利赛车手。”他游得很慢，大约游了一个小时，当天有人问起他坚持游泳的原因，他解释说：我不会服老。

　　江似乎颇能享受这些重要的时刻。一年前在菲律宾的一艘游艇上，他和当时的总统拉莫斯跳起恰恰，还唱起了猫王的《Love Me Tender》。得知江要和克林顿会面，拉莫斯给他出主意：用歌声吓他一跳！江泽民没有用歌声吓唬美国人，但正如《时代》周刊所说，他展现的中国官员人性化的一面，让美国公众也吃惊不小。

　　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殖民时代城市威廉斯堡是江泽民在美国本土的第一站，弗州州长乔治 亚伦请他的夫人、威廉斯堡市长苏姗 亚伦代为举行午宴，据说他本人正在为共和党助选——这种情形后来在纽约又出现，高级官员中只有前总统乔治 布什愿意参加与中方的早餐会。这正是当时的时代背景：8年前的阴影尚未完全退去，“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又交相制造出新的敌意。

　　访问以美国历史与传统之旅起步，江泽民坐车穿过老街，他戴着一顶18世纪的金色黑边三角帽，这让一些人想起邓小平1979年访美时在休斯敦戴上的牛仔帽。作为一位经常对美国记者引用托马斯 杰弗逊名言的中国领导人，他甚至还抽空会见了这位《独立宣言》起草人的扮演者，一位名叫Bill Barker的演员。Barker后来透露，他们谈论了建筑与音乐，并未涉及任何政治话题。

　　传统之旅后来在费城得以继续，这里是美国民主的诞生之地。江泽民去了著名的独立厅，有大约两百名示威者在外抗议，响动颇大，中方工作人员一度对此感到不安。“我们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没法把抗议者驱离公共街道。”市长Edward Rendell说。独立厅正是1776年《独立宣言》的签署之地，江在那张古老的橡木桌旁坐了一小会儿，然后在游客留言本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10月29日，访问最重要的一天。21响礼炮在白宫南草坪鸣响，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了高峰会谈，克林顿致辞道：“您的改革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他还赞扬了江在珍珠港敬献花圈的举动，“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再次携手。”江泽民则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作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事实上，在之前一天晚上，两人已经有过一个“亲密的、个人的”交谈，克林顿向江展示了由林肯亲笔书写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稿，“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看到这些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的文字，江泽民显得非常高兴，开始用英文大声朗读。一位美国官员说，江对这一珍贵文件的热情，使两国领导人找到了在过去冷冰冰的（《纽约时报》语）4次会面中所没有的共鸣，并促成了他们最深入坦诚的一次讨论。

　　克林顿在自传中回顾了那次交谈：“我们没有解决我们之间的差异，但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了。在江泽民返回布莱尔宾馆后，我上床睡觉，思考着中国将在现代社会势在必行的推动下被迫变得更加开放，在新的世纪，我们两个国家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这是1989年后中美第一次峰会，也是苏联解体后中美第一次峰会，如果说在1970-1980年代，中国对于美国的意义还停留在“（美苏中）三角关系”语境里，那么在这次峰会，人们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未来“（美中）双边关系”的气息。一位美国高官说：“（中美关系）将是我们最重要的外交关系，我们必须确保中国在下个世纪是一个相对友善的国家。”

　　不妨看看29日当晚国宴的客人名单：前总统吉米 卡特、5位国务卿、财长罗伯特 鲁宾、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所有资深国会领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 拉瑟、美国广播公司的戴安娜 索耶、通用汽车公司的杰克 韦尔奇、梦工厂的斯蒂文 斯皮尔伯格、迪斯尼的迈克尔 艾斯纳、苹果公司的史蒂夫 乔布斯……

　　但江泽民尚未完成他的任务，11月1日，他计划在哈佛大学进行一次举世瞩目的演讲，因为担心大规模的抗议，白宫方面曾建议江泽民取消演讲，但他还是去了，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江泽民告诉哈佛的听众，自己40年前曾作为一位年轻官员来过哈佛，明白民主的一般含义，但他补充说，“而我从夏威夷开始的美国之行，让我对美国的民主有了更具体的了解，比我在书本上了解得更具体。”

　　但这听起来有更多客气的成分，因为在其他场合，江寸步不让。行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把“相对论”用在了政治领域，“民主与人权并不是普遍而绝对的……我们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面对50位国会议员的提问，他为中国辩护说“我们可以宣告，中国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开放”，而在两国元首的联合记者会上，他当场反驳美国总统克林顿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人权、自由的观念是相对、具体的，是由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在45分钟的演讲里，江把重点放在解释中国上，“要了解中国，可以有很多视角。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

　　对于那些示威者来说，江在哈佛的演讲是一次终极摊牌的机会，他们不出意料地包围了演讲厅，这是越战后哈佛校园内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耳朵还很管用，”江被问及对屋外的抗议者有何感想时回答，“我演讲时，能听到外面扩音器的声音，不过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说得更大声。”

　　听众席爆发出笑声和掌声。

　　在江泽民抵达哈佛大学之前，他曾向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坦承，感觉“自己将在哈佛经历一次大考”。现在我们可以说，他已经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可惜国人在电视上看不到这些画面，大家都在忙着下岗、下海、奔小康呢。1998年，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来中国观光了3周，在为《纽约客》撰写的文章里，他夸奖中国人充满了活力，总是高高兴兴的，“快速转向自由市场经济修复了中国人心灵的伤痕”，不过他也对这个国家无处不在的赚钱热情感到不适，“疯狂又极富进取心的商贩们简直要把各种商品递到你的脸上。”

　　也是在这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歌唱家李光曦、李谷一和张也合唱了一首朗朗上口的新歌《走进新时代》，“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参考资料：《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纽约时报》及《时代》周刊当年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