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图/CFP

　　对于日本而言，只有诚心承认那段历史才能获得谅解；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尽力还原那段历史才能告慰亡灵。

　　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2月20日上午在对南京市政府代表团的会见中公开怀疑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之后，南京市政府从21日凌晨开始先后发出两次声明，又在21日晚上宣布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这在向来以“中日友好”为外交准则的中国城市中可谓绝无仅有。中国外交部22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谈到关于日本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一事时表示，中方已就此事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对于南京作出暂停与名古屋市交往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

　　按照过去数次相似事件的惯例，黑客们在第一时间攻击了名古屋市政府的网站，该市动物园的一个网站主页甚至被贴上了“必须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标语。河村隆之随后的态度则让人疑惑：他一方面说自己的言行无礼及不适当，但又强调不会撤回或修改有关言论。

　　中日双方都在隔空喊话，虽然明知没有真正交手的机会，河村隆之说,“我想在当地举行一次公开的辩论会，我也要亲自前往”，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则在微博上表态，“我向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发出公开挑战：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旁听人数，就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进行公开辩论!”

　　河村隆之在会见南京代表团时使用的一个词大概是对的：芒刺。南京大屠杀，的确是很快迎来建交四十周年的中日关系中绕不开的那根刺。

　　2月22日，一些市民和外地游人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祭奠。图/CFP

　　历史不容抹杀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有信心针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任何公开辩论。张宪文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主编，这套书已经公开出版了72卷，超过4000万字，但是他手上掌握的原始资料一共超过5000万字，预计最终会出到80卷，“这些都是日军在南京针对平民大屠杀最直接的证据，如果说这是谎言，谁有本领能制造出五千万字的谎言?”

　　何况这些史料不仅仅来自中国，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和意大利，既有政府文件，也有民间记录，还包括日军自己的各种日记书信、外国记者当时在南京写回本国的报道、外国传教士们的观察等等。张宪文强调说，这些资料“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还有第三方，各种证据都能相互印证”。

　　张生教授也在自己的微博上不断贴出各种原始证据，如日军在古林寺(今南京古林公园附近)屠杀中国人的尸骸照片，这张照片是当时美国在南京的传教士福斯特拍摄，现藏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他的新著《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将于今年4月出版，当中也随处可见各种原始资料。

　　最早河村隆之是以自己父亲“在南京得到善待”作为“大屠杀不存在”的证据，但在22日的记者会中，河村隆之又说自己之所以如此表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出了新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张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近年来日本右翼组成有一些新的变化，一些大学学者也加入进去，当中比较著名的有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昭和史研究所代表中村粲等等，他们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方式和传统全盘否认的方式不同，而是注重于否认证据链当中的一条，“比如某个美国人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他留下了一些原始证据，但是后来发现他可能在国民党政府中有一个职位，于是右翼就说他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张生说，右翼财势雄厚，因此成果很广，出版的书籍论文对日本社会影响不可谓不大，河村隆之可能也是受其很深的影响才会有这些显得信心十足的表态。

　　张宪文回忆，2005年《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刚出版的时候，日本外务省曾经责令上海领事馆副领事陪同日本军方代表来南京采访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各种专家，这个采访最后影响了日本外务省在内阁就这一问题的咨询答辩，外务省随后在官方网站上发出声明：根据现有的资料和证据，不能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张宪文说，日方和中方虽然在受害者人数问题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日方也早就承认了当年日军对中国非战斗人员、和放下武器以及被俘虏的军人进行杀害这一原则性事实。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他收藏至今公众所能看到的所有音像材料和照片，其实没有一张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都是来自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或者日军自己为了炫耀战功所拍。张生也说，南京大屠杀这个概念最早甚至不是中方提出来的，而是来自1937年12月30日德国驻北平大使馆的毕达博士，他引述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的报道，用这个词形容了南京的情形，并向德国驻华大使馆报告，使用的德文原文为“Nankinger Massacre”。

　　沉默不是金

　　名古屋事件发生后，有一条微博流传甚广：“2005年1月23日，近700人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剧场接力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害犹太人名单，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名字；而南京大屠杀“哭墙”仅铭刻10324个名字，其中3000个源自1946年的调查档案。”

　　30万的数字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中方只能提供一万多个名字？是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者们最常面对的问题。张生和张宪文都略带不满地提醒说，这种提问正是日本右翼最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的思维就是：你拿不出名字，大屠杀就不存在。

　　张生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工业化的屠杀方式，犹太人被关在集中营中，有详细的名单和册子，所以容易恢复较多人名；但是当时在中国，户籍制度很不完全，何况南京在日本的占领之下，民间机构不可能进行什么调查，加上日军的屠杀方式“连德国人都嘲笑他们是中世纪的残暴，为了节省子弹，宁可用刺刀”，而在战后很长时间里，因为冷战的关系，中方有一个重要的政治表述，“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即当时侵略中国的“主要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因此既没有更多地追究政治责任，也没有很好的研究和追溯，更多具体的人就这样淹没在了历史之中。但即使如此，这三十万的数字也并非最早来自中方，而是在时任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本驻美外交机构的密电之中提及，这一文件现藏于美国国家档案馆。可以作为旁证的则是，当时英国记者钱塞勒向他的英国同行田伯烈提供了一篇发往伦敦的新闻报道，报道援引了上海南市难民区负责人法国人饶神父的话，“他非常肯定中国平民遇难者300000这一数字是正确的”。

　　张宪文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其实成立了好几个委员会来调查日军的暴行，“挨家挨户做了调查，明确了各种各样被日军杀害的方式，这些调查表符合口述历史的规范”，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只做了两年，到了1948年，内战进一步升级，调查就停止了，这些材料因此一直保存在档案馆中。1949年之后，大陆各种运动不断，一直到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中方才在匆忙中重启了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幸存者很大部分离开了南京，加上逐步去世，现在我们能调查到的幸存者只有两三百人了，因此不可能去还原一个三十万人的名单”。

　　另外，不少人对南京市政府这次的表现感觉失望，因为在河村隆之说这些话语的现场，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抗议。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会长童增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地说，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韩日交往或者以色列与德国之间，同样遭受了大屠杀，犹太人执著地把艾希曼绑架回以色列接受审判，而我们却在“中日友好”的大前提之下用“以德报怨”作为行为准则。石原慎太郎在这次事件中声援河村隆之，他也素来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但是中方却邀请他作为贵宾参加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这样的礼貌到底是不是一种纵容?”

　　在掀起了这样大的波澜之后，南京出访团没有即时回国，而是随后又前往欧洲继续访问，张生在自己的微博转发了这条新闻，同时意味深长地说：“沉默，有时候不是金。”

　　（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