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东方周刊》记者姜智鹏 | 上海报道
“我家庭的历史，就是一部近现代中国人的海外移民史。”面对客户的时候，李华学总喜欢讲自己家族的故事，虽然这很不符合西方文化公私分明，保护隐私的传统，但李华学告诉《望东方周刊》，“这能让客户们知道，他们现在处于一个多么好的时候。”
澳大利亚人李华学是上海一家移民公司的合伙人，能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我父亲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费留学并留在澳大利亚，也就是‘洋插队’，我妻子的祖辈是晚清时候作为劳工去美国修铁路的，侥幸没死，辗转去了加拿大。”
中国人的海外移民，无形中带动一个新产业的崛起。2009年，李华学和妻子陈梅重回中国，开始做移民中介。“如今移民的中国人，不再是劳工和‘洋插队’，而是投资者。他们想要的，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的身份，而更看重赚钱的机会。”
辛酸的前辈
中国人移民海外，古已有之。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下南洋”，则是中国人海外移民的最高潮。
史载，鸦片战争之前，东南亚各国的华人约为150万人。而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49年，移民人数飙升，仅1922年至1939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500万人。
当时移民海外的主要是华人劳工。
陈梅的祖辈也是此时离开福建的。“美国的工头也不拿中国人当人，每天都有劳工客死异乡。等到铁路修完，村里同去的十几个人只剩下3个。”在她很小的时候，长辈就告诉她这个辛酸的开始。“经过三四代人的拼搏，我们才融入了澳大利亚社会。不被歧视，教育、收入、社会地位和当地人一样。”
李华学父亲的移民，则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1987年，李华学的父亲自费赴澳大利亚留学。“就带着一个手提箱，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1000多美元。前途未卜、背井离乡、举目无亲。”
李华学说，为了维持生计，父亲一天要打好几份工，根本没有时间读书。“但因为拿的是留学签证，学费还是得交。而找的工作都是最苦最累，薪水最少的，即便如此，找到工作就算不错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一次性给8万多名在澳中国人发放了移民许可。李华学的父亲成为澳大利亚人，如愿以偿。几年后，李华学父亲所在公司登陆A股市场，成了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而在赴澳留学前，他已是这家公司的办公室副主任。
不是猛龙不过江，大多数的“洋插队”故事，都以辛酸和无奈收场。
当时，在华人移民中就很流行这样的调侃：“餐馆端盘子的多是硕士，开出租的起码是博士，找到公寓扫地的工作，那要博士后。找一份工作，起码要走破3双鞋。”
至今，李华学的父亲仍在当地开出租车为生，“对于我们回到中国，他们总是有很多感慨，没想到居然是这样的轮回。当年如果不出去，当个上市公司领导，比开出租不知强多少倍。”
“上世纪90年代来到澳大利亚的中国人，很少有人重新达到当时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李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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