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 画/ 唐春成
近日,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谈幸福感问题时表示,自己收入过万常常感觉“钱不够花”,现在挣钱的增幅赶不上物价的增长。他称,自己在1986年时月薪80块钱,那时候感觉总花不完。政府应该努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让民众找回幸福感。(3月11日《广州日报》)
这些年,“幸福感”从生僻字眼演变为时髦词汇,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公众乐此不疲地讨论。“幸福感”已弥漫在日常的街谈巷议之中。就连崔永元这样的“名主持人”也感叹收入增幅赶不上物价涨幅,幸福感大不如前。在他的身上,也许隐含着一个群体或者一个时代生存状态的复杂信息和集成密码。
诚然,世界上没有平白无故的比较,也没有空穴来风的幸福感。幸福感是一种成就感,取决于实现期望的行为能力。对于崔永元来说,以前总感觉到钱花不完,是一种基于货币购买力较强基础上的幸福感；现如今,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幸福感才会油然而生；对于职场精英来说,职位晋升、薪酬上涨,幸福感才会生根发芽。
心理参照也影响着幸福感的多寡。在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范伟有一段经典台词:“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到别人手里头拿着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里了你就比我幸福!”可见,选取什么样的群体来进行比照,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
此外,社会环境也会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和情感认同。贫富分化扩大,社会权利失衡,阶层裂痕加深,社会冷漠加剧,伦理道德失范化和生活情景碎片化都会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因此,幸福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问题在于,崔永元所言的社会保障固然是提升民众幸福感的重要手段,但要根本改变民众的生存状态,仅仅有社会保障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切实的举措来改善老百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在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如果不能如此,其脆弱的生存生态就是无法改变的。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取怎样的改革方式,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不论是完善社会保障,还是扩大公共服务,抑或是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来提升社会流动空间,增促社会公平,都不能偏离这一基本原则。只有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公平改革,才能让幸福感“回家”。（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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