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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人眼中，“红色后代”是颇为幸福的一群人。但事实上，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

　　两会开幕以来，每当有一位身材微胖、戴着少将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时候，记者们总会迅速聚拢过来。毛新宇委员来了。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唯一的嫡孙，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注目。但与往年不同的是，这位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2012年首次将提案视角从他的爷爷身上，转向党所面临的一个严峻命题：反腐倡廉。

　　毛新宇说，他关注这个问题，既因为他是一名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他作为领袖后代的责任：“在与腐败的斗争中，毛泽东的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主席的这些后代里，你能找出一个做官的、经商的吗？为什么没有？就是老人家的垂范作用。”

　　在十八大即将到来，中央领导集体即将交棒之际，毛新宇只是众多喜欢把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红色后代”政协委员之一。

　　凌孜，叶剑英元帅的女儿。聊起如何化解贫富差距时，这位全国政协委员说，共产党不能忘记了来时的路。“那时候拿着枪杆去闹革命，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让他们过上好生活。”

　　全国政协委员、维族政治家包尔汉的女儿伊丽苏娅最痛心的社会现实，是底层民众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虽不能操之过急，但我们也不能再等待了。”

　　这些“红色后代”，祖父辈曾经排除万难打下江山，他们自己也亲历过中国最坏的日子和最好的时光。他们身上的共同特征，注定了他们对当下社会矛盾、改革争论的体悟，比普通人来得特别。

　　“这个社会焦虑的，就是我们所焦虑的”

　　在外人眼中，因为有祖父辈们的恩泽，“红色后代”应该算是社会上颇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无忧，一般还有个一官半职。但事实却是，他们的危机意识比谁都强烈。

　　全国政协委员、总参谋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家曾山的女儿。这些年里，她的焦虑源于一系列代表性的社会事件，例如小悦悦事件，温州动车事故，蒙牛、双汇等知名企业食品安全危机。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发展的速度上去了，但发展的质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强道德和诚信建设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叹。

　　社会道德之所以沦丧，在曾海生看来，责任不在社会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忆，当年她在北大荒插队，一个月22块钱就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职工也不过30来块。但现在一些国企老总年薪却动辄上千万。“同样工作8小时，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你拿那么多？”

　　大多数人没有分到“蛋糕”，这亦是“老知青”伊丽苏娅的观察。“农家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个大学生毕业之后留在北京，就开始蜗居，很多人不结婚，也没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了孩子，就会教育他，你不好好学习就去扫大街。”她有时会想，这是不是自己所经历的那个《劳动最光荣》的国家？

　　所以，“红色后代”们才有这样一个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给了少数人，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吗？我们的改革还算成功吗？

　　“28年的革命战争，祖父辈们哪个不是大浪淘沙活下来的。虽然后来在困难时期，工作上有失误，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人民群众。”伊丽苏娅说。

　　但现在，“红色后代”眼中那个虽然穷，但没什么算计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这好比咱们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换一个人，是为了把家人的钱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种什么样情绪？”凌孜说，“那个时候，遍地都是雷锋式的人，今天你打着灯笼满世界找去。不是没有，少之又少。”

　　“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和所有普罗大众的感受一样，“红色后代”们承认，他们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亲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改革。

　　作为改革开放奠基人叶剑英元帅的女儿，凌孜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79年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顺应了民意。当时老百姓没吃没喝，工农业到了崩溃边缘。

　　有一个细节，至今让凌孜难以忘怀。广东公安厅有次向叶剑英汇报：广东目前出现逃港潮，深圳、珠海这些沿海村里剩的都是老弱病残，能走的都走了。叶剑英听了就流眼泪了。

　　“出来革命几十年，现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来还惨，怎么能不痛心呢？”凌孜回忆，当时父亲没有说要抓这些老百姓，知道他们逃港纯粹为了生存。

　　强人推动，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动力，更来自整个社会。“当时感觉我们醒来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国家的发展以后，我们就大有紧迫感。听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我们是发自内心地振奋。”伊丽苏娅说。

　　如今，中国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于改革的争论如何处理，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从上一次改革中寻找经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叶剑英提议召开一次预备会议。在这个后来被叶剑英称为“党内民主典范”的大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评都如实写进了简报。

　　“假如没有那次预备会议统一思想，邓小平也出不来。有问题都需要端出来，讲出来大家就顺了。”凌孜说，另外，执政党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了什么问题，有个整顿巩固提高的阶段，现在最缺的是对过去30年的总结和反思。“哪些问题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弯路，究竟我们现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全国政协委员、陶铸之女陶斯亮认为，反腐是一个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从吏治开始。

　　医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体采访时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用干细胞去治疗癌症。“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但给你种植干细胞就不一样，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她提议，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通过差额选举保证每个干部，都像干细胞一样，是优秀的，健康的，逐渐去替代那些“癌细胞”。

　　毛新宇说，毛泽东时代几乎没有贪腐，就是因为老人家预见到会有糖衣炮弹的进攻。“老人家在七届二中全会时就强调，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开国第一案——刘青山、张子善的案子，这说明主席深知腐败问题对党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事实上，因为“文革”给“红色后代”们留下了太深的阴影，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们对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党制，也不能搞党内的派别。”伊丽苏娅说，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还没有完成现代化之前搞过一人一票选举的，而且他们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战乱。我们中国乱不得。

　　但她也表示，虽然不能操之过急，可我们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样的机构，司法审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独立空间，这个可以探讨。”

　　建议向林书豪学习

　　政治体制改革或许尚需时日，但有一个问题，在“红色后代”们看来，可以立刻着手解决，那就是重建社会的道德诚信体系。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体力行。

　　前总理李鹏的女儿李小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让每个人都“知耻”。“官员应该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说，“你为人之师，你才能够是领导，最起码的德行都做不到，怎么当官呢？”

　　凌孜建议，这一点可以向林书豪学习。作为一名篮球迷，凌孜觉得，这位美国NBA的新天王身上，有着与其他体育明星所没有的气质。“明显是他扭转了局面，他却说这是球队的功劳。连支持别的队的球迷都为他鼓掌，可见他的亲和力有多大。”凌孜说，有一句话叫上行下效，你做出来了，你不用说，下边跟着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主席带领一批中央领导去到十三陵水库参加义务劳动，此后整个中国都掀起了一场义务劳动的热潮。

　　正是得益于祖父辈们的言传身教，“红色后代”们都认为，这是他们许多人虽已不在高位，却仍对这个国家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说，自打小，父母就从来不会要求她应该做什么，应该不做什么。“退休之后，父亲很喜欢在小院子里种些东西，他喜欢带着小草帽上房顶摘丝瓜。”曾海生说，父亲的纯真以及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影响了她一生。

　　“1935年，他单独带队突出敌人围剿，后来全打散了。剩下老爷子一个人，从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党。但当时哪那么容易找啊？你说这个人就那么坚定，在那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当了5年全国人大代表，5年全国政协委员。有些提案她反复提了好多年。尽管结果不如预期，但她说，总有人要迈出这一步，“永远没人说，永远得不到重视。”

　　在曾海生看来，重建诚信，得从公务员抓起，因为他们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基础和民族根基将坍塌。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对于党内的高干子弟，应更严格要求，“比如我们小时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饭，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当然现在不一样了，但有更严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于民，除了继承老一辈的革命传统，一些“红色后代”也觉得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经验。

　　据凌孜说，中央党校已经准备将《群书治要》引入课堂。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编辑的书，主要回溯了历朝历代执政的共同经验和教训。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经验，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训。这本书是一面镜子。”凌孜说，唐太宗能创造贞观之治，正是因为有魏征这样的大臣讲负面的意见，皇上就是听了难受但是爱听。但崇祯就是被贪腐包围了，看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最后国家就坏了。“

　　（南方周末实习生宣柯吟、姚雪鹏对此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