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会上，当主持人宣布进入部长发言环节时，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中国新闻网》3月7日）
对于政协委员道歉的要求，袁贵仁部长表示“考研确实存在问题，作弊事件干扰了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此后将视情况告知公众”，并严肃地说，“我表个态，查出的教育部门人员一律负法律责任，涉及领导的一切按法律办事。同时，现已抓紧考试立法。”对此，葛剑雄表示：“基本满意，但要彻底落实。”
在全国政协会上，委员能够如此直白地呛声，在一定程度上，是会议质量的提高，值得肯定，也期待更多的委员、代表有如此精彩的表现。在袁贵仁部长和葛剑雄委员的交锋中，一是袁贵仁部长始终没有说出“道歉”或者“对不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二是面对这个遗憾，葛剑雄委员给袁部长留足了面子，但也用“基本”一次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因为“基本满意”和“基本不满意”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盖瑞·查普曼说：“在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里，有一种东西是你必须付出的，而且需要勇气和真诚才能实现的，它就是道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是宽宏大度的，很多时候要的是一种道歉的姿态，对担责的本分却并不苛求。至于道歉，中国人最看重的是“诚意”，只要诚意足够，不仅很容易获得谅解，习惯于“被管教”的中国人，很快还会谦卑起来。我想，如果袁部长先鞠上一躬，诚挚地说声“对不起”，可能比后面的“一切按法律办事”更让人感动，也留下政治伦理和政治美学的典范。
袁部长对“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只字未提，这不是诚恳的表现。说“此后将视情况告知公众”，可以有多种理解，一种是视公安部门侦查工作的情况告知公众，这或许可以认同，另一种是教育部视对自己的影响而选择性地告知公众，那就意味着可能告知，也可能不告知，或者有的告知，有的不告知，对公众的知情权完全没有给出一种明确的答复。
至于袁部长说的“现已抓紧考试立法”，更让人乐观不起来。早在2005年，《考试法》草案的制定就进了教育部当年的工作要点，新闻报道说专家组在2005年6月就将草案及立法说明送交给了教育部。2007年的12月25日，时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的王旭明明确表示表示国家教育考试法草案已进入最后完善阶段。可是，时间过得真快，7年一晃过去了，《考试法》至今没有踪影。“现已抓紧考试立法”，何时才会真正立法呢？没有明确的时间表，实质就只不过是“大话好救急”而已。
除了这次的考研泄题，我们回顾新闻，发现近六年来的四六级考试，几乎没有一次没有爆出泄题的新闻。在每次新闻出现之后，教育部都表示会调查处理，但我们直到今天依然没有看到一次调查处理的结果。这次，袁部长被政协委员点名要求道歉，是有力的监督，更是鞭策。我们希望在袁贵仁部长的领导之下，最终能够将委员的“基本满意”变成“完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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