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宗立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干部子女。宗立成认为，把子女送到国外去，不要考虑是不是官员，因为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如果是一个工人、一个普通的公务员把自己的子女送出国学习，这就无可非议。因为他是一个官员，把子女送出国了，就要受到非议，这是不公平的”，“领导把子女送出国学习只是一种选择，甚至不是他本人的选择，是他子女的选择。”宗立成笑称，自己不是官员，也不是为官员说话，而是要给社会一个公平。他还表示，一个官员也是久经党的考验，一步一步走上这个位置，是我们的精英，应该得到更多社会关爱和尊重。（3月7日《新京报》）
宗委员的这些话，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公民的“权利平等”与“平等的公民”是两个概念。这是因为，政府官员的特殊身份使其拥有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按照法律上权利义务一致原则，政府官员自然在职责上负有更多的法律义务，对于涉及个人的社会关系、生活行为等，就不能视为纯粹的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官员及其亲属的“权利”，除了要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约束，还要受到身份的约束、党纪政纪的约束。认识不到这种“权利”的特殊性，在不公平面前谈公平，就使“公民权利平等”变成了一个假命题。
其实，社会上的“仇富仇官”现象，不是对财富权力的仇恨，而是对“官生富，富出官”的“仇恨”。公众对官员子女出国学习神经“过敏”，所针对的绝非“出国学习”事情本身，而是对干部子女“出国”是否凭借官员权力、职务自肥荫及的担心。其实质是对其背后可能存在的以权谋私、腐败盛行等一系列官场丑恶现象的反感，对官僚系统的不信任。
从根本上说，消弭这种担心的理想状态，是让官员腐败行为彻底从地球消失，但“以权谋私”，在我国现阶段，已绝不仅仅是个别现象。此种现实面前，公众对干部子女出国读书的敏感来源，就在于无法得知其是否“干净”。所以，才有论者“将干部子女花费情况纳入官员申报范围，让公众对其财产情况进行监管”的建议。这是一种办法，但仅是一种治标办法。从长远看，一方面需要完善、强化权力内部的监督体系，加强财政制度、财产审计制度乃至廉政制度建设，但同时，更需要发挥各级人大以及广大公民的作用，还权于民，让权利来制约权力。这也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加强行政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宗委员对自己的身份属性不清楚就算了，何以对干部肩上的责任“无意识”？罔顾公众心理需求和民意呼唤，不是“为官员说话”，是为谁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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