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昆明前，我们联系了褚时健多年的朋友，也是他的辩护律师马军。最近几年，褚时健一直在离玉溪不远的大营街居住，能够见到他的媒体人，都通过马军律师。
褚时健不爱见人，他解释是自己性格所造成：历来就不会求人，也不懂经营人际关系。过去红极一时的时候，他去哪里都不愿意公开行踪，主要原因是人们见他开口就是一个烟字。那时候，拿到他的批条就是拿到了钱，只要一个条子就是几千万元，他觉得，这些人拿到条子得到了利益，却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患。而且，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本身也可能是祸患。
他一直是尽量躲人。这种习惯，已经维持了很多年。他自己说：离得远一点，清静一点。因为他现在有能力说这句话，不需要找谁求情，一年挣个几百万元，日子可以过得远离尘嚣。
可是没想到，近年因为“褚橙”的名声在外，他又开始被迫抛头露面，这实在不是他愿意的。第一批“褚橙”上市的时候，尽管经销商百般邀请，他还是只肯坐在汽车里露了个面就匆匆离开。不见外人，似乎已经成为他根深蒂固的性格。
尽管我们知道勉强，可还是很愿意见到这位曾经轰动一时、如今还是不肯言败的风云人物，因为他身上折射的是最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种种有趣的、值得深究的变化。
没想到，尽管有马军律师作为中介人，我们的探访还是失败了。原来很简单，在接受了一两次却不过情面的采访后，大批报道使得相关部门的领导给褚时健一些话，意思是不要再接受媒体采访了。本来褚时健就属于保外就医的敏感身份，要是大肆宣传肯定会引发麻烦。这样一来，本来就不爱见外人的他索性关上了大门，即使你知道他住在哪里，也能敲开他家的门，碰到的还是永远的拒绝。若干个常年陪伴他的年轻人会很礼貌而坚定地说他不在，或者“他身体不好，请你们离开吧”。我们只看到了高大的屋宇和悄然的室内，他生活在自我的世界里，在那里面，他掌控能力依然强大。
对采访者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打击。特别是和他同住在大营街的弟弟褚时左也已经去世，而烟厂的大部分同仁都拒绝被采访。他们认为，褚时健是敏感人物，对他的报道会直接影响烟厂的走向。
我们于是只能从外围走向褚时健。通海县是褚时健上台后大搞优质烟叶试验田的地方，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中叶就开始将工业的触角向上游延伸，通过提供化肥和水利设施来控制烟田，整个通海县连续10年成为中国烟叶产量的第一名，意味着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控制了最优质的原材料，这实际上比起当年所宣扬的“烟田是第一车间”的管理观念要深刻很多。
通过原料控制，进而打通产供销三者分立的体系，褚时健当时冲破了中国烟草经营分立的格局，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力量。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力量使他的烟企迅速在西南边陲崛起，名牌“红塔山”的诞生，更使他在计划经济的体系内获取了特权——玉溪卷烟厂可以采用浮动价格出售自己的计划外香烟，大量资金涌进玉溪卷烟厂，拿到褚时健的条子，就意味着一夜暴富。
就这样，褚时健一步跨进了市场经济，成为财富漩涡中心的人物，各种利益、各种关系正因他多年来的积累和破局，使自己成为漩涡中心，身在漩涡中心，拥有了危险的权力。
为什么说权力危险？在缺乏严格法律环境和配套市场机制的社会里，一个随手批几个字就能换取无限财富的人，如何自处才能毫无风险？显然，即使聪明智慧如褚时健者，也没有给我们这个答案。随即而来的关于褚时健的“罪与罚”的审判，在当年引起轰动，一方面是人们对烟王命运的关注；另一方面，人们确实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类似现象有普遍的共鸣。
2002年，褚时健因病保外就医，没想到他未被牢狱之灾压垮，却很快以敏锐的判断开始了二次创业。我们长途跋涉去他在新平山区的橙子林，发现他又掌握了土地，借以新技术手段开发，并采取全新的销售方式，使“褚橙”迅速成为名牌。这一次，他的风险也许要小得多——因为现在他经营的只是一个私企，不再掌握他个人其实无力操控的权力与资源，不再可能成为权力利益网中的一个卒子。他现在已经又成为名副其实的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拥有者，他的未来之路上还可能会遇到什么呢？
这正是我们关注褚时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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