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7日,SIPRI(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最新一期报告中公布了全球军工企业百强榜单。报告称,全球百强军工企业2010年军火销售额继续保持上升趋势,达到了4111亿美元。
依旧红火的军工贸易
SIPRI报告显示,受多国部队撤军伊拉克的影响,2010年百强军工企业军火销售额(包括武器销售和军事服务)增长率仅为1%,相比之前2009年增幅的4%要少很多。尽管如此,在2002年到2010年的8年间,军火销售额还是整整提高了60%。
据统计,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大部分来自北美和西欧,名单不包括中国的军工企业。其中,有44家总部位于美国,他们的军火销售量占了全球的60%以上。
此外,还有30家总部位于西欧,军火销售量也达到了全球的29%以上。全球军工业依旧高度集中。仅是前10强,销售额就达到了2300亿美元,占百强军工企业总销售额的56%。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苏珊·杰克森表示,人人谈之色变的金融危机对军工业影响并不大,大多数军工企业还是有能力继续销售武器和提供军事服务。
美国豪士科(Oshkosh Truck)集团公司,凭借替美军生产型号为M-ATV的防地雷反伏击车,其2010年军火销售额增长了156%。
杰克森认为,2010年军火销售额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多国部队从伊拉克撤军,从而导致市场对军事设备及相关服务的需求量相对减少。
据SIPRI分析,目前军工业有一个发展态势,就是不断扩大的军事服务市场。2010年数据显示,军事服务市场需求持续增加。服务内容包括系统支持、训练、设备维修和后勤装备等。百强军工企业中,有20家专门向买家提供各项军事服务。
这些企业的总销售额从2002年的223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550亿美元,实际增长率达到147%。不仅如此,由于外包的推广和军事技术的变化,这类军事服务将成为军工企业未来发展战略中关键的一环。
此外,尽管百强军工企业中的大多数不是专门提供军事服务,但军事服务在它们的总销售额中依旧占很大比重。举个例子,在英国BAE系统公司(由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和马可尼电子系统公司合并而成)公布的2010年报告中,总销售额的48%(158亿美元)来源于军事服务市场。
全球权威军工业数据库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创立于1966年,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冲突、军备、军备控制以及裁军的国际独立机构。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军工业数据库(TheSIPRIArms In-dustry Database)建立于1989年。它包含军工企业在经合组织和发展中国家(中国除外)的财政和就业数据。自1990年以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每年都会在其年鉴上公布百强军火供应商的销售额和就业状况。
该研究所经费由瑞典议会提供,每年1700万克朗。研究所的组织机构包括:管理委员会8人组成,不分国籍,由瑞典政府任命,任期5年;科学理事会24人组成,成员来自世界各个国家,任期不定,为咨询机构;工作人员约40人,由所长领导。
该所每年就若干课题召开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斯德哥尔摩文件》、《研究报道》等。根据公开的资料,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为政府决策者、研究人员、媒体以及感兴趣的公众提供全球相关数据、分析以及建议。2009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非美国外交政策智库指数排名第三。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定义的军火销售包括向买家提供武器和军事服务,也划分为国内采购和出口销售及相关服务。
虽然一些中国军火供应商有足够资格入围全球百强军工企业,但因缺乏可比性和足够精确的数据,SIPRI没有将其纳入名单。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它们的军工企业也没有被纳入名单。
军火工业的巩固和扩张使得百强军工企业的市场地位进一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百强名单的最低门槛是销售额达到2。8亿美元,2010年则是6。4亿美元。
军工企业核心发展战略包括:制定规范化的经营策略,以稳定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活动;收购公司来扩大和加强产品制造和服务提供能力。
2010年百强军工企业中有两家成功证明了此类战略的可行性。一是,美国凯旋集团有限公司(简称TGI,飞机零部件制造商)收购沃特飞机工业公司(VoughtAircraft)之后,军火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5%,达到11亿美元,第一次入围百强军工企业名单。
二是英国巴布科克国际集团(Babcock International),主要为英国政府提供军事服务)收购VT集团之后,获得更多军事服务合约,销售额增加了40%。
血腥的军火贸易历史悠久
历史常常告诉人们,战争是残酷的。就在刚刚结束的伊拉克战场上,数万人失去了生命。然而,军火贸易商们却借此大捞战争财,赚了个钵满瓢盈。抛开那些不幸与不公不谈,仿佛每一次战争都会提醒人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进展。
武器因战争而存在。换句话说战争的历史有多长,军火贸易的历史就有多长。战争一旦爆发,无论是进攻方还是防守方都迫切地希望能够寻购到先进武器以完成自己的战略意图。而军火贸易商们就游走于敌对双方,从中牟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军火贸易只是个体军火商之间的商业买卖,不受政府约束。比如德国的阿尔弗雷斯·克虏伯和俄国的巴塞尔·扎哈罗夫爵士,卖军火仅仅为了赚钱。用克虏伯的话说卖军火是一种“在他的工业天敌的包围中,向海外领域寻求他的人民就业与事物的方法”。
克虏伯公司生产的枪炮有一半以上出口到47个国家,其中也包括德国的敌人。而巴塞尔曾在1936年非常坦率地告诉《伦敦星期日新闻》:“我向任何愿意买我武器的人出售武器,在俄国我就是俄国人,在希腊我就是希腊人,在巴黎我就是法国人。”
因为不负责任的行为,私人军火商一时被人们谴责为“魔鬼”或者“死亡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共同签署一份“受害国同盟协议”声称:“各同盟国一致认为应公开反对私人的军火及战争工具制造企业的生产活动。”
甚至有评论家呼吁对武器生产实行国有化。但因为西方军工企业股份制推行得很早,无法收归国有,很多国家只能通过修改武器交易政策对武器外销加强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军火贸易开始呈现集团化趋势,即轴心国与同盟国两大集团内部开展军火贸易。美国对战后世界军火市场的垄断与控制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当时罗斯福总统颁布的《租借法》,向33个国家提供武器,租借金额高达502。44亿美元。
国际关系的风向标
一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出口商。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统计,美国在2006年至2010年,军火出口额占全球军火贸易总额的30%。其中有44%流向了亚洲和大洋洲国家。此外,其余占据出口武器总量2到5位的分别是俄罗斯(23%)、德国(11%)、法国(7%)、英国(4%)。
如今的军火市场政治色彩依旧浓厚,“买谁不买谁”和“卖谁不卖谁”,直接显示了国家之间的关系亲疏。据SIPRI报告显示,从销售对象上看,美国目前最大的三个军火客户分别是韩国、以色列和阿联酋;俄罗斯军火出口对象主要是印度和中东;德国则是土耳其、希腊和南非;法国是阿联酋、希腊和沙特阿拉伯;英国是罗马尼亚和智利。
军火贸易成功的关键往往不是生产能力和资金,而是交易双方之间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亦或是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
美国对台军售可谓美国实现其在台及在东亚战略利益的典型案例。对台军售一方面可以遏止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又是维系和加强与台湾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制造海峡两岸军备竞赛的外部条件,为本国军工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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