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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经济结构 “背水一战”决胜发展模式转型

2012-03-06 16:57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刻。“背水一战”决战转型,方能为小康中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盛中国开辟出坦途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正在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

  “十二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面对一年来一系列复杂因素和不确定风险催生的新问题、新情况,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赵涛坚持观察长远趋势和主线变化,“目前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未来甚至可能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但发展方式转型已经在全党全民中形成了高度共识。”

  在今春全国两会前夕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中,赵涛悉数过去一年见微知著的新变化:

  工业结构调整关闭了涉及18个行业的2255个企业的落后产能,150亿元中央资金加大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装备工业核心能力建设,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以16.5%高于工业增速2.6个百分点;新增就业1221万人,超额完成321万人,相当于美国182万新增就业的6.7倍;全国1000万套保障房如期开工;2011年底,超过3.6亿人参保,超过1亿城乡老年人领取基本养老金;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升至51.27%;外贸依存度从2006年最高的67%下降到2011年的50.1%……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也从去年9.2%的GDP增速中看到了这种大势所趋,中国经济“三驾马车”的拉动力量发生了变化,投资贡献回落到54.2%,消费提升到51.6%,外贸变为-5.8%。

  “这说明经济结构有一定改善。虽然增长速度告别了两位数,蕴含的转方式、调结构步伐的加快值得肯定。”他强调,经济增速的放缓更多是主动调控的结果,目的是为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多空间。

  当然,在这种前途光明的趋势面前,会遇到多重挑战。

  “近年来,我们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取得了进展,但经济结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发展方式转变仍然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举例告诉本刊记者,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从2000年的l5.1:45.9:39转变为2011年的10.1:46.8:43.1,“仍存在产业结构偏重、一次产业不稳、二次产业不强、三次产业不大的问题。”

  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缺陷更加显露出来。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岳平对本刊记者说,这集中表现为“三个过度和一个缺失”,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全球分工中过度依赖加工制造环节和加工贸易、竞争战略过度依赖成本价格,而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研发设计、营销、品牌和供应链管理等高端环节缺失。

  “那种资源消耗型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是不可持续的,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今后的发展需做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统筹协调发展。”BP中国区总裁陈黎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给出的建议是,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下大决心重塑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以改革为原动力,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以全球的先进技术整合自身的各大产业,实现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高起点。”

  “我们党成立90多年来,新中国建设60多年来,经历了无数的重大考验。尤其是在那些决定党运国运的关键时刻,闯得过还是闯不过事关生死存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升为中国“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能否最终实现的决定性前提,“在这个历史关口,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胜不能败。”

  结构调整“过大关”

  “从长远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调整经济结构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张卓元认为,这是新阶段发展面对客观现实的必然要求。

  郑新立则从国际和国内作了具体分析:

  首先,世界经济处在大调整大变革之中,许多新的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明显加大,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加凸显。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增大,经济活动向全球快速扩展,我国与发达国家结构性矛盾增大,与新兴经济体的竞争领域增多,针对我国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在汇率、市场开放、知识产权等方面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不确定性风险明显。

  他认为,其一,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在深化,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形成,一些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不断暴露,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会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其二,一些国家还酝酿把碳排放与贸易挂钩,征收所谓的“碳关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可能对我国保持乃至拓展外需形成较大制约;其三,世界经济原有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发展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全球性经济格局调整和转型给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带来深刻影响;其四,国际金融危机刺激了科技进步和创新步伐的加快,发达国家加快调整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把绿色、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我国产业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如果不能把握趋势、抢占先机,就会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其次,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根本举措只能依靠结构调整。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锐。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积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够合理等方面。

  需求结构上,主要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作为一个大国,长期主要依赖投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会加大经济的不稳定性,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产业结构上,三次产业发展不协调、农业基础薄弱、工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制约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城乡和区域结构上,城镇化发展滞后、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和区域之间生活条件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不仅事关内需扩大和发展空间拓展,也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要素投入结构上,主要是资源消耗偏高,环境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的约束日益突出,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

  “未来一个时期,这些结构性矛盾会更加凸显。不调整经济结构,就难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就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郑新立告诉本刊记者,调整经济结构,无论对长期战略任务而言,还是对当前现实紧迫工作而言,都是结合点和突破口,既为当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支撑,又为实现未来发展目标创造条件。

  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尹中卿解读说,“这更加显示了决策层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结构调整首要任务的决心。”

  “外需往往受到许多不可预料和突发性因素的影响,其变化并不是我们能控制的。立足扩大内需是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谈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通过积极扩大内需,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明显降低。2010年与2008年比较,货物与服务贸易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由7.7%降低到4%。

  “但也要看到,我国内需增长的基础还不够稳固,随着政府力量的逐步退出,内需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市场力量推动,而以“住”和“行”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活动,房地产投资和企业投资活动,都还有较多不稳定因素。”张立群说,也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事实上,这三大重点都主要是针对提高居民消费。”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进一步分析说,结构调整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其首要任务是解决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确立消费需求的主导地位,“如果‘十二五’时期,最终消费率由2009年的48%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能提高到45%左右,那就会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

  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消费率为47.4%,远低于美国的87.7%、欧盟的80.7%、日本的78.6%,也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左右的水平。“这还是在扩大内需,尤其是启动消费需求强调多年的情况之下。应当改变这一窘况。”张立群认为,应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是扩大消费、扩大内需最为广阔的空间”,到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仅刚刚超过50%,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德水甚至从更广阔的视角为本刊记者分析说,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市场需求相对短缺,由城镇化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产生的巨大需求,有可能成为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互利合作的重要条件。

  这其中,“扩大消费需求的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采访中,郑新立反复强调,这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做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劳动报酬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2月8日,国务院批转了《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在这份近年来国务院批转的第一个促进就业国家级专项规划中,明确规定了“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按照这一速度,五年内工资几近翻一番。更进一步来看,郑新立强调,当前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

  “不过,扩大内需的同时,也要处理好内需与外需、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关系。”郑新立认为,扩大内需并非压缩外需,而是在稳定和拓展外需的同时,着力增强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我国的扩大内需,是在开放条件下的扩大内需,而不是自求平衡。”

责编:安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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