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3日下午4时，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法院一位负责清洁的阿姨像往常一样，细致地清扫着法庭的里里外外。这一天，法院门口一大早就聚集了数百名前来旁听的村民，法庭上的受审者是大三里塘村的村干部。

　　常年在法院打扫卫生，这样的场面清洁阿姨也见得多了。义乌是一个商业和轻工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有许多成功的生意人，它的小商品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商人。然而，这里却流传着“做生意还不如当村干部”的说法。抱着“做生意”心态的村干部走上审判席实属意料之中。不过，今天的庭审似乎有别于以往，因为法庭上掌声阵阵，法庭外的村民们也多是跑来支持村长的，“他是个好村长”。这让清洁阿姨颇感纳闷。

　　“我维护了集体利益，为什么说我有罪？”当近8小时的庭审接近尾声时，受审者金健富终于情绪激动，高喊起来。因为公诉人认定义乌大三里塘村经济合作社董事长（相当于村长）金健富、副董事长金允梅等人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建议判处3~7年有期徒刑。

　　金健富的话激起旁听村民的一阵掌声。

　　被侵犯的“红线”

　　金健富口中的“集体利益”是指大三里塘村的一块用于旧村改造的土地。这块土地与一个名为御景园的楼盘开发工程毗邻。纠纷起因是村民怀疑开发商的工地侵入了该村的土地，并且在施工过程中侵扰了该村一个宗族的祖坟地。

　　大三里塘村地处义乌市的腹地，仅1992年以后，大三里塘村被征用土地面积就多达51万多平方米。然而，面对低廉的补偿款和所剩不多的土地，前几任村干部对《南风窗》记者说，“大三里塘村村民以前都没什么怨言。”

　　相比大幅征用土地，此次争议地块只有2000多平方米，被工地侵入的边界也仅数米之宽，为何激起了村民的强烈抗议呢？

　　这与村民强烈的旧村改造愿望有关。该村从1996年开始就迫切要求进行旧村改造。旧村改造将根本上改变村貌和村民的生活水平，“旧改后不种田地，可以收房租，老百姓更好过日子。”该村所在社区的党总支书记龚一陆说。的确，对于已经丧失了大部分田地的村民来说，旧村改造是他们维持长远生计的唯一出路。跟中国大部分面临“被城市化”命运的农村一样，在城市化面前，农民们早就学会了务实的应对方式，他们的要求往往也都不偏执、不过分。

　　大三里塘村就是如此，争议地块是村民争取回来的第一块用于旧改的用地，用地边界在政府旧改规划图上用红线清晰表示，这条红线是村民眼中不容逾越的“利益红线”。

　　由此，当得知御景园工地侵犯了这条红线，村民们立刻被激怒了。金健富也坐不住了，他与村支书查看了争议现场后，便召集了党支部、董事会、监事会三委会议。2010年12月29日，村三委一致决定以“推土做路”为由，推倒建在争议土地上的工地围墙，以促使躲而不见的开发商出面协商。

　　事发后两周，北苑街道通知村三委成员到街道会议室与义乌市建设局、土地管理局和工地建设方召开纠纷协调会。协调会刚开始不久，义乌市治安大队便到会议室抓捕了村三委成员。由此，便有了开篇的一幕。

　　实际上，金健富等人本可不必站在法庭上受审。争议发生后，该村所在的社区、街道组织了多次协调会。2011年10月14日，在义乌市市委书记黄志平指示下，副市长王奎明到街道与多方一起协调。最接近解决问题的一次是2011年3月6日的协调会。当时开发商与村民之间达成了谅解协议，开发商承认占用了村民土地，承认案值有所高估，并因此向村民赔礼道歉，同意暂时停工。

　　但是协调会后，开发商的态度蹊跷地转变了，拒绝落实会议纪要。公安部门也已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对村三委成员立案，当时村三委成员是在政府出面组织的协调会上当场被捕的，因此村民对协调会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村里提出，除非先撤销案子，否则不应再谈下去。

　　从那之后，对抗取代了谈判，村里的老人们日以继夜守在工地门口，阻止工地开工。半年多来， 因为担心酿成群体事件，也为了使征地工作顺利进行，该村所在的街道等部门也找过村里协商。金健富等5人被立案后陆续取保候审。据金健富讲述，2011年9月份，案子移交检察院后不久，街道书记施基根找到他，提出说他如果接受“有罪不起诉”，街道可以出面协调。

　　“有罪不起诉”是酌定不起诉的一种，指“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坚信自己带领村民维权的金健富无法接受“有罪”的结果，拒绝了这个方案。

　　虽然施基根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谨慎地否认了曾参与任何协调工作，但多份协调会书面记录却显示，他是主要协调人。到了9月底，施基根又向金健富提出，是否接受“存疑不起诉”，也就是说案件证据不足，不能判断金健富等人是否构成犯罪，因而撤诉。金健富暂时同意了这个方案，但是回到村里后，有村民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存疑不起诉”后如果发现了新证据，仍可能“秋后算账”。村民对政府的强烈不信任感又一次左右了他们的决定。他们提出只接受“绝对不起诉”，也就是要检察院确认他们无罪。

　　“得罪政府不如得罪村民”

　　“我是村民选出来的，要和村民共进退，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同意。”金健富只好又一次拒绝了第二次撤案的机会。“由于‘绝对不起诉’可能涉及国家赔偿问题，公安局和检察院恐怕很难接受。”杨学林律师对记者说。

　　协调不成，两次退回公安部门补充侦查后，检察院将案子起诉到了法院。 至此，原本并不算激烈的一场土地冲突终于走上了法庭。

　　经历了整个事件，作为“首犯”的金健富感到有些委屈。2011年12月22日，大三里塘村民代表大会上，可能面临3~7年有期徒刑的他说，“现在我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实际上，金健富出任村董事长颇似“临危受命”。他经营着义乌市最大的一家人造皮革公司，年产值上亿元。当村长对他并无多大吸引力。

　　2003年以后，由于旧改没有进展，村民渐渐丧失了信心，不再同意征地要求。而对政府来说，妥当的程序是先征地，做好总体规划后，再启动旧改。因此在前任董事会那里，征地与旧改之间形成了僵局。

　　作为成功的商人，金健富务实稳妥，村里的老人们便设法说服他参选，希望由他来打破僵局。在义乌一些地方，花钱选村长的事时有所闻。金健富的舅舅吴琅进曾担任义乌市区级领导，深谙官场逻辑，曾奉劝他，“如果要花钱就不要去选，你花过钱，就会想回报，有这个负担就当不好村长。”

　　事实上，就在1月13日下午，金健富的案子庭审同时，隔壁另一间法庭上正在审理的是义乌市另一个村子村官受贿的案子。十里牌村村支书和村长分别被控受贿68万和81万。

　　面对村民期待，金健富“连一包烟也没有发过”，高票当选村董事长。他上任后，多方周旋于政府部门和村民之间，小心翼翼地调和“先旧改再征地”和“先征地再旧改”这两个极端。在他任上，旧改工作终于有了起色。总结上任以来的工作，他对记者说，“政府工作不能不支持，村民诉求不能不满足。政府与村民中间，我做得很难很难。村民有时候会指责我，政府对我也不是太满意。”

　　金健富被起诉后，吴琅进后悔当年支持他参选了，“没想到做一个清廉的村官也这么难，得罪官员不如得罪老百姓。”

　　“如果和开发商私了，或者和上面关系好一点，这个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金健富说。但是这种做法并不符合他的“执政逻辑”：既然是村民选出来的，就要把工作做好；如果要把工作做好，就要取得村民信任；如果要取得村民信任，就要和村民利益站在一起。

　　正是这个“执政逻辑”将金健富推到了纠纷的第一线，也将他推上了审判席。“这个环境可能容不下我这样的村官。”金健富对记者说。

　　尽管在庭审最后,金健富有些激动，但村民的全力支持还是让他心里有了底气。庭审当天一大早，村民们就在法院门口打出了横幅支持他，大红横幅上写着“金健富是好村官”。

　　春节前夕，金健富等人再次被收押。春节过后，主审法官蒋晓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判决书正在制作过程中，这个案子要判也可以判了，但是争议有点大，我们会慎重处理的。”2月22日，此案进行了第二次庭审，将择日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