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舌尖上的中国》里，有一集讲的是：蒸馍。

　　思及此，放下键盘，打开百度，搜索舌尖。

　　嗯，没错，是第二集《主食的故事》中的内容。

　　不过一个馍，缘何能排名如此靠前？与那些各具特色的奇珍异材比起来，寻常到餐餐必备，俨然中国人餐桌上的硬通货，大约就是它最富竞争力的地方吧。

　　所以，过年的时候，蒸馍，是我们家女人们心中头等的大事，因为一家老小团聚，人口多，让大家吃饱、吃好，是厨娘们肩头最大的责任。

　　这人啊，爱比，谁家的媳妇心灵手巧？就看她是不是绣得一手好花，裁得一手好衣裳，做得一手好饭。所以，每逢这一年到头的重点时刻，女人们就想着法儿的把自己内心的通透和对生活的热情，倾注在这一个个馍，一道道菜上。蒸出来的馍，除了自己吃，还会跟亲近的人家送，一是礼物，二是交（xuan）流（yao），吃着别人家蒸的馍评判比较一番，是餐桌后时代的一个小重点。

　　于是乎，小的时候，我吃过好多样子的馍。

　　高桩馍，大机器时代被遗落的造型。

　　也不知道为什么，如今街面上的馒头各个滚圆扁胖，长得大同小异，长成高桩馍那样细瘦高挑，端端正正的俊秀模样的馍，已经全无踪影，于是它成了我怀念手工馍时的第一代表。

　　枣馍，接下来排第二的必须是它。

　　倒不是它的口味有多好，而是因为它“枣糕”的名字跟“糟糕”谐音，所以吃枣馍就演变出了“吃掉糟糕，来年平顺”的意思。我们家年年就蒸它最多，放馍的脸盆里，掀开一个里面是它，再掀开一个，还是，真是看都看够了。

　　豆包，啊，我的最爱呀，可总是蒸的不多。

　　爱吃豆包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咬下去的每一口都是甜的。不像枣馍，要吃掉那么多没味儿的白面，才能吃到一小颗甜枣，这怎么够。

　　可是，不知道是包起来太费事儿，寓意不够好，还是原材料成本高，太过受欢迎，反正每年过年都是大家还没有吃够，就没了，于是小小的我就开始在心底里期盼下一个新年的到来。

　　包子，它真不是新年里餐桌上的主角。

　　也许是一年里蒸包子的机会最多，再加上年里的饭菜，硬菜居首，食材齐全，包子的那点儿馅料，对于年里吃到脑子流油的人们，就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不过北方的冬天冷，食物易于贮存，包子这种常见货还是会蒸一点的，荤素都有，回忆一下，小时候放了小半个月的肉包我也是吃过的，那时没有营养师，也不讲嘌呤。

　　再往下数，还有油卷、高粱面馍、菜蟒、麻糖......

　　哦，对，麻糖，似乎是我老家焦作特有的一种主食，据说是糖稀和面，再下油锅里炸出来的，它的制作过程我没有见过。

　　每年过年，老家来人，都会提一兜麻糖送来，早已放弃这门手艺的长辈们总会视为珍宝，发现进城的人爱吃，老家的亲戚们就更惦记着送，循着这一口家里的味道，乡情终究没有因为距离而断掉。

　　不过一口馍，种类如此繁杂，还不是勤劳的女人们做的多。幼年时，站在家里的灶台边，看着妈妈和姑姑婶婶们一起蒸馍，哪儿哪儿都是白的，是种很神奇的体验。

　　人多协作，场地就得充足，城市的厨房不比乡村，三四个人进去就显得憋仄，所以蒸馍的时候大多是在客厅支摊，直接在餐桌上铺上干净纸，而或取出家里最大的案板放上，大家围在一起或站或做，唠着家常手头忙活，倒也热热闹闹。

　　蒸馍前的预备工作是和面，一个大瓷盆，“哗啦啦”倒进去半盆面，端一碗水淋进去，砸个大坑坑，qiu（土话）出一个个面团团。

　　水越倒越多，面越来越稀烂，和面的人就一手扶盆，一手用力的搅和。面与面之间自然的粘性，使得这事儿变成了一项体力活，要让面团均匀就得充分搅拌，不停，直到达到三光境界：面光、盆光、手光，才算和好。过程中，有一会儿，总让幼小的我感觉挺膈应的。

　　那时的面会被揉成不均匀的条状，一丝丝一条条，顶上夹杂着没揉开的小面疙瘩，不知为什么，就会联想到洗澡时搓出的泥卷儿，外加身上冒出的青春痘。

　　呃......知道那画面太过毁灭，这个联想，至今都没敢告诉我妈。

　　和好了面，蒙上打湿的蒸笼布，依据温度，醒上三五个小时，等面发了，就能开始捏馍了。做馍的动词用“捏”并不合适，可我也想不出更准确的词来描述，实在是动作太多。比如高桩馍，那是撒一把干粉，把一个小面团“pia”在案板上，两个手左右树立，逆时针同时搓动，把面团高高的拔出亭亭的样子。

　　可做枣馍就该用“盘”字。先搓出两个细长条，再叠加在一起，盘成一个π型，中间的芯儿里放颗枣，一个小馍就做好了。如果大人们心情好，会想着法儿的盘出各种花型，拼接在一起，就成了大枣花。

　　豆包和包子是先擀后包，油卷和菜蟒是先擀后卷，要是大人们高兴哄一下小孩儿们，就带着我们一起捏个小兔子，用剪刀剪出个小刺猬，那时才是真正的捏呢。

　　啊~~~写到这里，突然思绪一飞，想起了我的最爱，豆包。小时候在老家，我曾经偷吃过儿时印象中最最最好吃的一盆红豆馅。老家的夜，到了晚上特别的黑，被煤烟熏出的房间也愈发为这黑营造了气氛。没记错的话，那是我二爷家，过年前，跟着爸爸来给他老人家送年货，晚上赶不回去，就住下了。

　　推开陈旧的木门，迈过被人踩得光溜溜的门槛，地面上乌青的砖块泛着冷光，正对面墙上褪色的毛主席像和对联蒙着一层灰，整个房间里都像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唯独从房梁上垂下来的灯泡，照着陈旧的四方桌上一盆油光发亮的红豆馅。

　　瞅着四下无人，我伸出三根手指，偷偷的捏起一块儿吃。红豆煮的软烂，拌上香油，着实的又香又甜。也不知是哪位婶婶这么好手艺，一切滋味都拿捏的刚刚好。屋子里还是没人，于是就继续吃。

　　起初是这儿抠点儿那儿抠点儿，后来不知为何，脑子里缺了根弦，生抠出了一个小坑坑，想想觉得这样不行啊，会被发现的，就小心翼翼的把四周的馅往一块儿推推，把坑平上。干完这一切，感觉自己的行为太不讲卫生了，也不知道谁会吃到被我动过的馅，想想好恶心，吃爽了的我心怀无比愧疚就这样悄悄的溜了......

　　长大了之后，听到越来越多的人感慨，如今的年不叫年，少了太多的年味儿。起初我也这样想，把自己内心的缺失归结为人心不古。等再长大一些，仔细的回忆，才发现，小时候的年像年，不过是因为家里大人们的重视，早早的就开始吆喝、筹备，日复一日的用自己的辛劳，构建起一家子人的新年，大伙儿都朝着“过好年”这一个地儿努力，也就攒出了一个家族的年味儿。

　　如今，酒店承接了年夜饭、开年饭，“花钱省事儿”成了现代人的首选，那些从进入腊月就开始的繁忙自然就省了，那些省出来的时间似乎也只能木呆呆的看电视、玩儿电脑去。

　　仔细想想，年味儿不只是那一餐饭，而是人们整个辞旧迎新的过程，是心里那份儿喜洋洋的辛劳。（文|柳叶儿张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