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清明节，江夏区郑店街青莲庵村46岁的吴珍桂心如刀绞，幸福山公墓上一座新墓上贴着她独子的照片，儿子黄康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8岁。去年7月16日，黄康因救落水同伴不幸溺亡，吴珍桂想为儿子申请见义勇为的光荣称号，但被拒绝，让这位妈妈非常难以接受。同伴遇险自己有施救的义务。武汉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一名负责人表示，同伴遇险自己有施救的义务，只有救了不认识的人才算见义勇为。

　　因为儿子黄康救的是同伴，母亲吴珍桂为其申请见义勇为的计划泡汤了。这样的结果，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当然，审定见义勇为是严肃的事，有严格的程序和条件，但是，黄康的救人义举是毫无争议的，仅仅因“救了认识的人”而否定其见义勇为性质，这也会影响到我们对见义勇为精神的褒扬。

　　之前，有过类似的争议——临危不惧地救亲人算不算见义勇为？有些人认为，危难时刻勇救亲人是一种“本能”，这种“义”源自于亲情，不应划到见义勇为的行列。亲人间的救助存在这样的争议，还可以理解。然而，窃以为，对认识的人施救，哪怕是相互熟悉的人施救，都应属于见义勇为的范畴，而不该被排斥在“见义勇为”的范畴之外。当然，这其中也是有限制的，比如是施救者负有监护的义务，比如施救者是别人危险的制造者，比如是履行公职的人员等。

　　我们知道，表彰见义勇为的要点在于褒扬义举，因此，认定见义勇为应当在“义”的细节上下工夫，而不能拘于“熟人”，特别是当一个人的生命陷入了危险的境地，我们都应积极营救。这个过程中，若有人为此付出昂贵的生命时，这就是毫无争议的大“义”，就应当被认定为见义勇为，哪怕他们之间是熟人。就黄康而言，结合当时的情景和相应的法律条文，即便是黄康没有下水救人，也不应负有法律责任。由此可见，黄康救人是义举，就算有“义务”的成分，也谈不上是法律层面上的义务，毕竟，他不是危险的制造者。

　　窃以为，当一个人以生命为代价去营救另一人的时候，只要行为人以及相应的行为与见义勇为的判定标准没有明显冲突，就可以认定为见义勇为。如果公众都觉得一个人的行为应该认定为见义勇为，却被拒绝，我们不该反思吗？众所周知，认定一起见义勇为事件，见义勇为基金会拿出一笔奖励资金，那么，笔者有个隐忧：相关机构拒绝认定黄康的见义勇为，是否有奖励资金上的考量呢？

　　相关人员严格执行判定标准，这没有错。但是，舍己救人是非常可贵的品质，更何况，在见义勇为激励导向变得非常软弱无力的当下，这个社会更需要正面导向的激励，审核人员应适当地降低“见义勇为”的门槛。再者，我们也应重新审定见义勇为的判定标准。(黄齐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