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戴上头盔一顶,身披红黄蓝制服,穿梭在大街小巷,或骑摩托,或驾电瓶车,车后总有一个附着大大logo的方形保温箱——他们就是外卖小哥,与时间赛跑是他们的谋生姿势。他们拯救了无数宅人足不出户享用美食的平凡理想,也撑起了一个年交易额超2000亿元的外卖市场。不过,有数据称,“全国400万外卖小哥每2天半就有1人死伤”。
送餐路上的外卖小哥,他们在与订单数赛跑,与交通法规赛跑,亦在与生理极限赛跑……《2016中国外卖O2O行业洞察报告》显示,2016年6月截止,我国外卖用户已达1.5亿,外卖渗透率达到21.1,半年增长率高达31.8%,相当于10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是外卖用户。有人说,送餐小哥流淌了多少血,外卖行业的发展就有多红火。
新产业上的症结,当然不能原罪于“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逻辑,400万外卖小哥与2000亿元的外卖市场,迟早是中国新经济链条上重要的“一跃”。不过,眼下外卖小哥的生存状态着实叫人担心:媒体调查显示,超过96%的外卖小哥每天起码要工作6小时,甚至近三成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20个快递小哥中,就有3个遭遇过交通意外。时过境迁,舆论已经不再渲染“轻松月入过万”的职业传奇,更多的,是警醒于其间的失序与疯狂。过劳、交通违法、心理压力……压垮外卖小哥的“最后一根稻草”越来越多、且日已司空见惯,这个时候,订餐平台方的行业规范、企业社会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遗憾,如果说多跑多挣钱的谋生欲望是隐性的鞭子,那么,“配送不许超时、否则罚款”“不许出现差评、否则罚款”等平台“家规”则是外卖小哥的无形压力。有外卖小哥说,为了沿途顺路再送几单,就得不停地在手机上刷新,一有附近的、顺路的就马上抢。于是出现一个矛盾:一方面是多送几单的挣钱冲动,另一方面是平台对交通违法等处罚的约束性要求,两相权衡,外卖小哥会选择倾向哪一方呢?在非机动车违法执法弱化的现实语境下,外卖小哥横冲直撞在马路上,也就不难想见了。
为纾解这个困局,职能部门也没闲着:比如今年4月,杭州交警面向外卖平台送餐人员发放类似驾照的《外卖小哥交通安全手册》。又比如8月22日,深圳交警宣布建立全国首家外卖送餐车精细化管理平台,并使出了雷霆手段。但问题是,如果离开行业自治,外卖小哥“挣钱不要命”的原始冲动恐怕难以禁绝。多接单却没有更多配送时间、订餐平台对于外卖小哥送单能力没有“极限预警”、罚款规则直接逼着外卖小哥拼命……此类乱象,亟待从门户自理层面求解。
订餐用户希望“及时送”、外卖小哥希望“多多送”,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事。倒是平台方当定好游戏规则,调和双方利益关系,既不能怪用户苛责,更不能逼着送餐者拼命。(作者:邓海建)
要让“一路狂奔”的外卖小哥慢下来,除了依靠交警部门的处罚机制倒逼之外,外卖行业自身也需要通过改革,引导外卖小哥自觉慢下来,依法按规骑车。
8月5日,《外卖配送服务规范》(简称《规范》)团体标准(T/CCPITCSC 007-2017)在亚洲餐饮企业家高峰论坛上发布,对外卖配送的服务质量、服务流程、异常情况处理等多方面作出详细规定,“外卖小哥”的配送行为将接受多项严格约束。
进入炎炎夏日,外卖小哥也成了最忙碌的职工,订单量激增一倍,虽然带来了收入的增长,但工作强度也明显提升。
在丰乐路与群办路交叉口附近,我们远远地就能看见,一名男子坐在路中间,送外卖的小伙,戴着头盔站在路边。
3月7日,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中央大街商业区,一位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乘坐手扶电梯时,婴儿车突然侧翻,两个多月大的婴儿从车中滚落到扶梯,情急之下,两位外卖小哥丢掉餐盒,迅速冲上前去施救。
经重庆晨报记者打探得知,原来这名18岁的外卖小哥,正准备下半年通过自考考入四川外国语大学,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同声传译。
外卖小哥从早上起送了七八个小时的外卖,衣衫被汗水浸透,中暑倒在社区卫生站,缓过来后匆匆离去,因为“还有最后一单没有送”。
面对新经济中出现的新违规特点,显然交警部门只有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治理方式,才能收到好的治理效果。譬如,治理外卖小哥交通违规,站在外卖小哥的角度进行治理,无疑效果会更好,杭州交警的这种创新值得点赞。
实验员拨打另一家外卖电话,并以同样的要求让送餐员先帮忙充点游戏币,并声称给50块钱的跑腿费。实验员以不方便下楼为由,要求外卖员将外卖送至楼上,并先帮忙充50元的话费。
2017年3月,经过审查起诉,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以俞某某涉嫌强奸罪向浦东法院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以强奸罪依法判处被告人俞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2月14日晚,第31集团军某旅联合督察组例行巡查各哨点执勤情况,行至营区门口,恰巧遇到正在取外卖的下士小张。
16日,澎湃新闻从外卖南京区域的专职配送公司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该外卖小哥名叫高峰,今年43岁,左眼失明。据上述配送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辞退的那些残疾人,大部分都去做这种众包配送了。
监拍司机故意加速冲撞外卖小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