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象新闻

　　图①：1943年10月，菲律宾人民抗日军在训练。

　　图②：1942年5月，中国赴缅作战远征军穿越原始森林。

　　图③：1942年4月，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菲战俘近8万人，在被日军强行押解途中遭到残忍虐待，约1.5万人丧生，史称“巴丹死亡行军”。

　　图④：1942年，在马来亚被日军俘虏的英联邦军队。

　　图⑤：1942年，日军大举进攻英属马来亚。（均为资料图片）

　　战后，日本对战争罪行的认知始终是肤浅的，也是割裂的。在八·一五这个特殊时间节点，重新审视其历史罪行，特别是在东南亚的累累暴行，并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提醒世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潮的复活保持高度警惕

　　欲当亚洲霸主

　　发起罪恶战争

　　韩永利

　　1916年5月，日本法西斯思想鼓吹者北一辉和大川周明公开叫嚣日本要当亚洲的霸主。1927年，日本内阁制定《田中奏折》，其中载明“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可以看出，日本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对外侵略战争，建立一个囊括亚太广大区域的殖民大帝国。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也是其南进太平洋的第一步。1934年1月5日，日本军部在《处理政治事变纲要》中提出，“此后仍以武力支持对华国策的实行，要有不惜挑起对英美战争的决心。”1936年8月7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决定将“外交和国防相互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定为“根本国策”。同年11月3日，日本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公开其称霸东亚的野心。1939年2月，日本海军占领中国海南岛，3月，占领中国南沙群岛，初步建立起南进前沿基地。但是，从1931年到1940年的近10年时间内，日本深陷于中国战场不能自拔，无法将南进侵略提上日程。

　　1940年5月至6月间，德国法西斯在西欧发动闪击战，法国败降，英国困守英伦三岛。面对这一“天赐良机”，“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嚷在日本甚嚣尘上。5月10日，德国入侵荷兰，日本外相有田八郎马上向美国表示对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的所谓“关注”，并提出日本要“获取接近原料产地通路”，毫不遮掩地提出日本要占取法属印度支那。6月29日，有田进而发表广播演说，鼓吹日本能保证东亚各国和南洋地区稳定、共存共荣。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确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为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和内阁联席会议批准《适应世界新形势发展时局处理要点》，其中规定了武力南进的具体步骤：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德属与法属太平洋岛屿等。同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明确提出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范围包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印度、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西南太平洋上所有岛屿，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综合实体，即以日本为宗主国的殖民大帝国。可以说，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本质就是要在亚太用日本的殖民统治来取代欧美的殖民统治。

　　从1940年7月到1941年7月，日本武力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和南部，构建起了从中国台湾、海南岛、南中国海到法属印度支那的南进军事前沿链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悍然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到1942年夏，日本占领了西起缅甸、马来亚，东至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北达阿留申群岛，南迄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广大区域，加上原先所占领的中国部分领土，初步建立起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侵占东南亚各国之后，对东南亚人民开始进行残酷、血腥和野蛮的殖民统治。

　　无论当今日本右翼势力如何美化所谓“大东亚战争”，如何歪曲编造历史，都无法否认日本法西斯反人类的战争罪行，也无法逃脱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正义审判。

　　残酷殖民统治

　　暴行罄竹难书

　　杨 婵

　　从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8月投降，日本法西斯对东南亚各国进行了长达4年的残酷殖民统治，对东南亚民众以及美英等盟国战俘所犯的暴行更是罄竹难书。

　　日军对东南亚的统治方式主要有三种。在战略要地，如新加坡，派日本官员进行直接统治；在菲律宾、缅甸等国建立傀儡政府，给予名义上的自治独立，日本实行间接统治；日本与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结成“联盟国”，支持日本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

　　日军每占领一地，旋即颁布戒严令，取缔一切政党及政治组织，对抗日人士、共产党人和华侨华人实行残酷镇压。比如，日本刚占领菲律宾3天就颁布戒严令，并威胁如有一名日本人被伤害，要杀十名菲律宾人偿命。此外，日军还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来确保其铁腕统治：在各地成立由日军直接管辖的军政府，布置庞大的警察网，并建立“领组”“保甲”等制度，牢牢控制城乡基层政权。

　　对东南亚民众进行意识形态控制是日军巩固其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日本在占领区实施严格的新闻报刊审查政策，强行普及日语、日本文化等，以实现思想文化的“日本化”。日本还在东南亚族群中行挑拨离间之能事。日本在东南亚大肆煽动华人与原住民的民族对立情绪，借原住民之手压制华人，以维系其高压统治。

　　掠夺资源是日本占领东南亚的重要目的之一。1942年7月，日本出台《大东亚建设基本纲领》，规定东南亚为日本的矿业、农业基地。为了实现以战养战，日本对东南亚的石油、矿产及农业资源采取了竭泽而渔式的掠夺。日本强制征购粮食，造成粮食短缺。日军还强迫当地农民改种军需作物，严重破坏了东南亚各国的农业经济结构，造成生产萎缩及歉收，原本盛产粮食的东南亚国家出现大饥荒。菲律宾人民“因饥饿而倒毙街头者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越南在1944到1945年间，总计饿死约200万人。

　　日本在东南亚还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日军策划了“肃清行动”以打击支援中国抗战的当地华人。数以万计的华人被日本警察拷打致死，在海滨遭到日军机关枪射杀，或者被捆绑推入大海丧生。1945年，美军发动马尼拉作战，日军实施疯狂大屠杀，一个月内约10万名菲律宾平民丧生。

　　东南亚沦陷后，大量盟国军人及平民成为日军阶下囚。日军对他们特别是盟军战俘进行了非人虐待，包括水刑、电击、吊刑以及鞭刑等。1942年3月，巴丹半岛1.2万名美国军人和6.5万名菲律宾军人被日军俘虏，在被转移至集中营途中，1.5万名战俘死于非命。到达集中营后，又有约2.6万名战俘不堪日军的殴打虐杀和疾病折磨相继死亡。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战争后期，由于粮食供应被盟军切断，日军有计划地杀死盟军战俘，烹食尸体充饥，甚至直接从活人身上割肉食用。

　　日军还强征东南亚人及盟军战俘充当苦力。1943年，日军强迫十几万东南亚人和6万多名盟军战俘修建泰缅铁路，其中，10万名东南亚劳工和1万名战俘因日军虐待及过度劳累等原因而死亡。日军还将东南亚人作为研制生化武器的试验品，将妇女作为兽欲发泄对象。

　　伪善终被抛弃

　　多行不义必败

　　牟伦海

　　为巩固侵略成果并进一步推动军事扩张，日本侵略者利用东南亚人民憎恶西方帝国主义的情绪，打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宣称要帮助东南亚人民赶走西方殖民者，以实现“亚洲解放”与“共存共荣”。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具有迷惑性，初期，东南亚整体上出现亲日情绪。

　　然而，随着日军逐渐稳定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控制，其殖民侵略本质日渐暴露，主要体现在军事法西斯残酷统治、经济压榨以及文化同化政策。特别是随着中后期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由攻转守，进而节节败退，日军对于东南亚地区占领政策日益变本加厉。东南亚人民开始觉醒，并意识到日本的占领政策与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政策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日本不过是在亚洲的“欧洲宗主国”的翻版，其占领东南亚并不是为了“解放东南亚”，真实目的在于通过攫取东南亚的资源，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在此背景下，东南亚各地的反日运动蓬勃发展。

　　东南亚人民觉醒并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展开。第一，通过组织军事力量直接与日本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具有代表性的有泰国驻美大使发起的“自由泰运动”，菲律宾共产党的“人民抗日军”，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昂山将军领导的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等。在众多的反日武装力量之中，东南亚的华侨以支援中国抗战为中心的反日运动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第二，通过参与日本的军政，利用自身的地位与影响力，向军政当局以及日本政府逐步施加压力，间接谋求更多的自治权利以及民族独立。例如：1943年8月缅甸“独立”，9月马来亚咨询委员会成立，10月菲律宾“独立”政府成立，1945年3月越南“独立”。在大多数情况下，上述两种方式交织配合进行是东南亚人民反日运动一般形态，亦即武装斗争力量总是与日本军政内部的反日力量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推动反日运动的展开。

　　东南亚人民的觉醒与反抗作为太平洋战场上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极大地牵制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同时给盟军提供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为盟军成功推动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溃败及其最终投降作出了重要贡献。东南亚人民的觉醒与反抗，揭露了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占领与之前欧美列强的殖民侵略在本质的一致性。东南亚人民的反日斗争也正是太平洋战争之前东南亚人民反抗欧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延续。这也是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追求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从反抗欧美殖民者转向亲日进而反日的历史延续性的原因所在。这种历史性的转变也证明了日本侵略者相比欧美殖民者更加虚伪、残酷的一面。

　　抗日运动末期，被日本赶走的西方殖民者一度试图恢复太平洋战争之前对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而已经觉醒的东南亚人民没有再次受到蒙蔽，对企图卷土重来的西方殖民者展开了坚决和顽强的斗争，并最终赢得了民族独立。

　　（本版作者单位均为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所）版式设计：刘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