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恶搞花木兰应有敬畏的边界　　

　　“花木兰因贪生怕死而不敢奔赴前线，在军队中因吃亏被迫上战场成为将军，回归故乡后，去世的父亲留下一封信，从信中得知邻居恶霸看上她，父亲才骗其去当兵……”近日，喜剧演员贾玲在《木兰从军》小品中，身穿古装，嘴啃烧鸡走上舞台，将中国古代巾帼英雄花木兰，恶搞成贪吃、不孝、胸无大志、贪生怕死的傻大妞形象。节目播出后，引起众多网友和观众不满。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刊发公开信，要求贾玲及剧组公开道歉。（7月12日新华网）

　　恶搞花木兰的小品，其塑造的新花木兰形象就与人们的原有印象完全相反：之前的花木兰是聪慧的、孝顺的、勇敢的、刚毅的；小品中的花木兰就反其道而行之，塑造了一个蠢笨的、不孝的、胆小的、软弱的形象。于是，反差开始产生，人们发现花木兰之前的形象是假大空的，真实的花木兰是如此不堪、真实、世俗、可笑；于是，人们找到了新的看点和新的笑料，花木兰的形象在人们的笑声中被一点点消解。在一个世俗的时代，人们本能地对价值层面的东西保持警惕，那些世俗本身流行的东西，甚至是恶俗的东西更能让人信任或产生安全感。结果，恶搞和解构成为搞笑的常规手段。

　　如何看待这种恶搞？尽管，在很多人眼中，恶搞就是一种恶作剧，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当他们恶搞，尤其是认真恶搞时，他们也在借用恶搞表达着一些什么。虽然，对于这种恶搞很多人可能反感，但是在一个越来越开放、多元的社会，恶搞确实是一些人创作的手段和自由，他们在用一些人不喜欢的恶搞方式进行着自己的创作。所以，对于这些恶搞即便是意见满腹，也最好承认他们的自由，实在不必上纲上线喊打喊杀，这种容忍有助于社会的多元和文化的繁荣。只要，这种恶搞没有成为主流，社会就应该有容忍的雅量。

　　当然，把恶搞视为一种创作自由，并不意味着恶搞就有理了，恶搞就可以没有边界了，恶搞就不应该被质疑，就不应该自我反思了，这也不是一种理性态度。毕竟，恶搞带有一定的破坏性——恶搞虽然能够带来笑果，但恶搞不是建设性的，而是以解构为基本手段，对已有形象和文化进行破坏。这就要求恶搞者有其表达的节制，有其坚守的底线，如此恶搞才能在合适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搞笑本领，而不至于成为社会文化的破坏者。这个边界其实很清楚：真、善、美。恶搞可以，但恶搞不能对真善美进行恶搞。

　　对比一下美国电影《花木兰》吧。一个中国的历史故事，被美国人以西方文化的视角进行了改编和解构。电影中也满是搞笑的场景，比如误会、巧合、滑稽，但是，电影没有对花木兰身上的真、善、美进行一点恶搞，因为一旦恶搞就可能是一种亵渎，就可能是一种伤害。难道，这样的创作方式与创作理念，我们至今还搞不清楚？社会不能接受假大空的崇高，社会当然也不能接受恶搞真善美的世俗。(乾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