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既要考虑社会性又要考虑经济性。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之基在于就业，就业之质在于收入。过去几年，我国在就业上取得了明显成就，不仅体现在每年新增就业规模的增长上，而且体现在工资收入的不断提升上，尤其是最低工资的逐步提升上。

　　值得关注的是，初步统计表明，2017年全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达到17个，比去年的9个有大幅增加。提高最低工资省份数量的增长，既有客观因素，更反映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开始加快落地。

　　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是适应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客观需求。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在发生趋势性变化，某些行业的劳动力开始出现明显短缺。比如，2016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了349万人，这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连续五年的净减少。在劳动力市场上，2017年一季度，全国就业市场的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为1.13，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06。这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在发生变化，劳动力的均衡工资不可避免要上升。这是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一个大背景。

　　另一方面，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是共享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质，是以政策的形式确定劳资工资谈判的底线。这有助于降低劳资谈判的成本，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使劳动者在发展蛋糕中分享到实实在在的红利。比如，由于多种原因，不少企业给员工缴纳社保，就是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参考。合理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客观上起到了加大劳动力保障力度的作用。此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低收入者的收入改善，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形成不断扩大的市场。由此不仅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形成共享发展的新格局，而且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市场，形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当然，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均衡的体系，不能过于强调一点，否则会形成不平衡的局面。具体到最低工资，其标准并不是越高越好，它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既要考虑社会性又要考虑经济性。

　　所谓社会性，就是最低工资标准不能过低，这不利于保障劳动力权益，而且容易加大社会贫富差距，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谓经济性，就是最低工资标准不能过高，比如明显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过高容易加大企业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由此也影响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形成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概言之，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既要充分保障劳动者权益，又要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要实现这一均衡，在积极评价最低工资标准逐步提升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尽快建立起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机制。这方面可以考虑参考油价调整机制。具体来看，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一是应该与平均工资水平、物价水平、劳动力供给结构等因素结合起来；二是最好形成量化公式。在相关参数发生变化时，公众对最低工资标准有一个稳定的预期；三是要形成弹性的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不能只升不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适当调低最低工资标准，有助于劳资双方共渡时艰，共同应对危机。□匡贤明（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