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为一位农民举办了追思会。5月30日，54岁的河南农民何刚在一起工程事故中不幸遇难。故宫为何举办这次追思会？这需要从32年前说起。

　　1985年，何刚在河南周口商水县固墙镇固墙村家中挖坑支石磨时，挖出了19件元代银器。尽管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但何刚很快意识到这可能是“国家文物”。于是，在时任村副支书刘红恩、固墙食品公司主任于东汉的帮助下，何刚分两次，将19件文物捐赠给故宫。故宫方面表示，这批文物填补了该院元代银器藏品的空白，意义重大。

　　完成捐赠之后，何刚的名字被镌刻在故宫博物院专门为捐献者设立的“景仁榜”上。故宫还给了他8000元的奖励，并额外给了1000元的路费。完成捐献后，何刚两次陷入了生活窘境，故宫各资助了他5万元。如今，得知何刚不幸去世，故宫决定专门为他召开追思会。

　　这场追思会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何刚生前的善举，他的人生故事也由此变得更加令人瞩目。诚如英国管理哲学家查尔斯·汉迪所说：“所谓成功，不在于你位高权重有权有势的时候有多少人来找你，而在于在你的葬礼上有多少人是不请自来的。”

　　32年来，故宫对待何刚的态度、举动如同涓涓不断的暖流。在文物捐献事例中，我们看到的多是非议、争执和不满。这其中，最典型的事例要数陕西丹凤农民李磊的经历。2014年，李磊捡到一把战国青铜剑，拒绝了文物贩子10万元级别的求购价，选择主动上交当地文保部门，得到500元奖励和一本证书。事后，李磊面对媒体表达了失望，网友普遍认为文保部门此举寒了捐赠者的心。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公民发现文物应该主动上交国家，这一点并不存在争议。只是，文物保护法对保护文物的行为仅提出“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比较而言，对“发现文物隐匿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却有明确规定——“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物质奖励没有标准，物质处罚范围明确。重惩罚、轻奖励的结果便是，法律很难展现出国家对捐赠者群体的尊重，越来越多的文物发现者可能会放弃捐赠。故宫之所以受人钦佩，是因为它对模糊的奖励规定做出了“有情有义”的表达。

　　何刚向故宫求助，故宫方面共拨付了10万元的补助。某种程度上，故宫就像一个保险机构，为捐赠者何刚及其家人提供了10万元的保障。对待捐赠者，从给予奖励到给予保障，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在这方面，商业保险公司也可发挥合适作用。如果操作得当，在接收单位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帮助下，捐赠者及其家庭成员可以获得一份重要的人身保障。与其追求财富，不如抵御风险，这一做法应该得到重视。

　　此外，故宫为何刚召开追思会的做法也提醒很多文保单位，给予捐赠者的精神鼓励可以多种多样，并不是只有颁发证书一种。对待捐赠者，故宫用了钱、用了力，更用了情。故宫对待何刚三十年如一日的态度表明，一个国家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群并不仅仅为了保存文明而存在，同样有责任向全社会示范何为人文精神。(作者:王秀宁)

　　《光明日报》（ 2017年06月23日 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