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张娟说，自己亲眼见过西站周边一些商铺工作人员，明目张胆地穿着类似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自己有一次追问过其中一人，问他是不是铁路工作人员，他面不改色地回答：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衣服，跟铁路无关。（4月28日《新华网》）

　　从报道看，骗子们多采取团伙作案，通常是穿着志愿者甚至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一些人假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另一些人则趁机拿走钱物，让乘客蒙受损失。相比于其他诈骗者而言，骗子穿了“马甲”更具有欺骗性，也更容易获得大众的信任。尤其是在机场、银行、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假冒志愿者和内部工作人员进行诈骗，将会大大提高成功的机率。这是因为，由于这些地方属于诈骗者高发地带，为了防止诈骗和保护公众权利，设立志愿者或者增加工作人员属于应对之法，结果志愿者和内部工作人员反倒成为被利用的工具，诈骗者的手法之高，让人感叹“智商不够”。

　　公众的防范意识不足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行骗人冒用“志愿者”身份骗财却并非“智商问题”。正如报道所言，“如何得手、何以难治、怎么破解”这三个问题，既是求解过程，也是责任追溯。行骗者冒充志愿者在公共场所骗人，暴露出了诸多问题。一是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从而给行骗人以可乘之机。假若在火车站等地点，相关服务提供方在公众最需要的地方，能够配备更多的志愿者和服务者，满足公众服务和“求帮助”的需要，骗子行骗的“空间不足”，行骗的机率将会降低，而成本则会大为增加。

　　二是公共管理不到位。骗子明目张胆而无所顾忌，根子还在于管理没有到位，对行骗行为的打击力度过轻有关系。这其间，固然跟常用的惩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过低难以起到威慑力有关，但跟打击的持续性和可控性不足有很大的关系。诈骗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手法上也大同小异，何以有的地方严重而有的地方却很轻微，症结不全在“法律的惩戒性不足”，还跟“打击力度是否有力”有直接关系。若能始终保持高压，而非“无奈化”的抓抓放放，重复行骗或者持续作案则会大为减少。

　　要么人员严重不足，要么法律惩戒不足，要么违法成本偏低，要么报案机率太少，要么业务交叉太多，在打击行骗方面，总归有诸多客观性原因。放到其他公共服务和管理方面，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环境治理等。具体到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上，黄牛倒票、医托骗人、车站行骗，多成为久治不愈的顽疾，严重时集中力量整治一番，打击与治理始终停留在治标层面，而前期预防、事中管理、事后追溯和群防群治的体系没有建立，治本的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公共治理的效率相对低效。

　　法律欠缺也好，力量不足也罢，抑或其他各种理由，责任都不在公众而在于管理者。如果把管理也视为一种服务的话，志愿者诈骗成为顽疾治而不绝，回答“如何得手”、“怎么破解”和“如何难治”三个问题，就得再提三个问题，即“谁来治”、“怎么治”和“不治怎么办”。厘清服务和管理的责任边界，用责任倒查之法，补强公共服务滞后的短板，让服务与管理真正坚挺起来，骗子们并不高明的手法，才不会成为对治理失范的映射。

　　办法总比困难多，法律、力量等客观原因，不过是治理的一种工具，若有坚定的治理决心，解决起来并不困难，关键在于是坚持“零容忍”的态度，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明确传递并最终证明，责任方有能力、能信心做到，依法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免于被诈骗的恐惧。（作者：堂吉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