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今年我国将推出更多促进民间投资的相关措施。一方面，将向民间资本进一步放开基础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油气勘探开发、国防科技等领域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为了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的资金不足等问题，未来将通过设立政府产业基金等方式，推进和引导民间投资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促进民间投资，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既定国策。民间资本的兴旺，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保证民众就业，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保增长压力不见减轻的背景下，让民间投资进入更多领域，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近年来我国民间投资的增速却在不断减退，尤其是去年更是出现大幅度下滑，增长仅为3.2%，比2015年下降6.9个百分点。这直接导致民间投资占比较高的制造业、服务业和采矿业的收入和利润都出现了恶化趋势，去年国内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也低于预定目标。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及时扭转而任其延续下去，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因此，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就开始陆续出台了促进民间投资的政策。今年以来，这种政策出台的趋势更密集，力度也越来越大，2月份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放宽社会领域投资管理，扩大社会领域对民间投资开放，3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的意见》，提出37条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医疗、养老、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领域投资活力。现在，政策面上又准备向民间资本放开基础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油气勘探业务、国防科技等领域的市场准入，这意味着民间投资的大门将开得越来越大，民间投资增速减退的走势有望得到改观。

　　值得注意的是，准备向民间投资开放的通信、油气等领域，现在基本上已经由国资企业垄断，这使民间投资的进入在客观上产生了阻力。通信、油气等领域由国企布局，传统的说法是因为这些领域关系到国计民生，不适宜完全采用市场化竞争机制，而政府在这些行业建立了多家企业，希望在它们之间展开竞争，使市场产生竞争溢利。但是，由于这些企业清一色地都是国资，其市场分工也是由政府指定，因此它们之间的竞争性并不强，这就造成了它们不大会产生用降价来促进竞争、扩大市场份额的欲求，从而使消费者享受不到竞争溢利。

　　这种情况在我国通信市场上表现得很清楚，政府多次提出宽带降费提速的要求，以便更好地推进“互联网+”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但三大通信商却不为所动，一直要总理多次喊话后才有所行动。今年，政府又要求取消手机长途电话的漫游费，但三大通信商又要拖到今年10月底才愿意付诸实施。出现这些情况，都是因为这些企业的竞争性过弱所导致。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其意义不仅在于给民间资本提供发展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它们产生的“鲶鱼效应”，打破垄断领域“铁板一块”的格局，通过加大竞争来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制度性溢利。

　　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民间资本拥有对企业更多的话语权。如果企业仍旧由国资充当控股者，民间资本进入后难以参与决策，只能享受一点利润分红，那它们还不如直接从资本市场上买进股票，这个大门早已畅开，用不着像现在这样反复研究讨论了。要让民间资本在打破国企垄断方面能够发挥作用，就要让他们拥有在这些国企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们持有的股份要达到能够控股的标准。使民营资本的意志能够贯彻到企业的运作中。如果这些国资垄断企业的门向民资打开了，但又遮遮掩掩，它们只能以一个财务投资者的身份进入，那不仅达不到终结市场垄断、给社会创造竞争红利的目的，真正有实力的民营资本也不会有多大进入的兴趣。

　　因此，在进一步向民间资本放开原来由国企垄断的一些领域的准入空间的同时，有关方面还需要这些行业的性质进行研究和审视。实际上，类似通信、油气等领域，虽然确实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但并非只有通过垄断才能达到满足供应的效果，事实上，在一个充分发达的市场里，如果某个产品出现断档，就一定会有企业自然填补上去，倒是市场被垄断以后企业可以趁机涨价，增加消费者的负担。因此，国家既然准备进一步放开对国有资本垄断行业的民资准入空间，就要有解放思想，彻底放开的勇气，欢迎有实力的民企成为这些企业的控股者。

　　目前，国资国企改革正在向建立混合所有制的方向迈进，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既可以是国资控股，也可以是民资控股，而不是必须由国资控股，因此在这方面已经不存在必须由某种资本控股企业的障碍，关键只是在于这种资本的融通是否有利于促进市场的活跃和竞争，促进经济的增长。如果确实有部分承担国家特殊使命的企业必须由国资全资控股，那当然不能引入民资等非公资金，国家可以通过制订投资负面清单向社会公开，同时严格监管好这类国资垄断企业，防止它在们垄断条件下过度地膨胀自己的利益空间。（周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