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五险一金”相关问题时的表态。近期，上海、广东、天津等多地宣布下调社保费率。

　　 大略地看了一下各地已经出台的下调五险一金的情况，感觉到有点百花齐放的架势。“百花齐放”是一个褒义词，而如果换个角度，就似乎是各行其是、标准不一了。

　　 一是，作出下调五险一金的主体不一致。上海、广东、天津、云南、甘肃、江苏都是以省市统一下调的，但浙江杭州、福建厦门却在本市发布了下调的决定，将来的模式是全省统一，还是在省级下调决定之后，各市还可以再次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甚至可以突破省里的规定？

　　 二是，下调五险一金的具体内容差别较大。总体上看，广东、天津、云南、甘肃主要是下调了生育、工伤、失业三个小险种的费率，江苏仅仅下调了一个失业保险费率，由现在的2%降至1.5%；而上海则真正下调了养老费率和医疗费率。

　　 三是，下调五险一金对职工增收的结果不明显。一方面，大部分省市下调的都是企业缴纳的部分，基本上不涉及减少职工缴纳的问题。另一方面，即使广东、云南等地降低个人缴费费率，其实际效果有限。

　　 如果上述做法在全国得到复制，我估计此次下调五险一金的“运动”肯定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草草收兵：大多数省市不下调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最后拿生育、工伤、失业三个小险种开刀，选择其中的一两个险种，下调一个半个百分点，最后让企业少缴几十元，职工也少缴几十元，用这种“象征性”、“意思账”的做法去应付门面，交代舆论，由于参保人数众多，报出来的总数却是少缴了多少个亿，广大职工难免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我觉得，对于此次下调五险一金的工作，应该及时发现已经出现的问题，加强指导和纠偏。一个问题是，必须抓住下调养老保险这个重头戏。中国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其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医疗保险8%、失业保险费率2%，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单位缴费个人不缴，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为0.75%，生育保险的平均费率为不超过0.5%。人社部负责人早就指出，我国5项社会保险费率中，主要是养老保险费率偏高，而其他4项社会保险费率之和在12%左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下调五险一金的重点应该在养老保险，而不是在其他保险的“针尖上削铁”。作为人社部，应该提出下调养老保险的具体措施，专家指出，经过测算，养老保险若实现“统账分离”，可以降低8%的费率。

　　 另一个问题是，人社部应对各地下调五险一金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包括下调的原则、要求、范围、比例等，最后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应该包括确定下调的程序，如何讨论、测算、公示、决定，而不是由人社厅和财政厅的官员研究、领导拍板定案。应该看到，下调五险一金的工作，各省情况差异很大，国务院要求各省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进行指导，应该有一些共同遵守的原则，权力应该在一个笼子内运行，而不能信马由缰。须知，像下调五险一金这些直接关系到政府利益的工作，如果没有明确的硬杠子，听任地方政府自己决定，最后不“走形式”才怪呢。

　　 应该说，只由地方决定，国家有关部门放弃指导，我们是有教训的。就在前不久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订过程中，地方修法的已经有13个省市出台，山西、福建、上海三地延长了婚假，山西的婚假延长到30天，其余10个省市区都废除了晚婚假，只剩下了原来法定的3天婚假。同是中国公民，婚假相差10倍，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无法向人民交代，这里的原因就是国家卫计委没有对地方立法提出指导意见，不能不说这是此次立法的瑕疵。

　　 有鉴于此，人社部应该对地方下调五险一金提出原则意见，根据不同省市实行分类指导，而不能把放手变成撒手，最后发现问题再来纠正，甚至发现了问题也听之任之。（殷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