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生效裁判得不到有效执行，最高法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最高法副院长李少平2月29日介绍，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308万名被执行人被纳入“黑名单”，累计拦截357.7万人次购买飞机票、59.88万人次购买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以上车票。2016年1月，最高法联合44个国家机关和具备社会管理职能的单位，以签署备忘录的形式，共同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信用惩戒。

　　308万——如果不是最高法披露，大概很少人能想象到，日常生活中的“老赖”数量如此庞大。正如一些观察者指出的，建立失信“黑名单”制度，对老赖进行种种消费限制，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约束”。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开放，让那些曾经可以轻易隐藏在人群中的老赖，暴露在诸多的消费平台，这是失信“黑名单”的威慑力所在。但关于失信“黑名单”，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关注：截至2015年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的308.02万人，有约20%的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的威力自动履行了义务。

　　和308万失信人相比，20%的主动履行义务率不免低了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失信“黑名单”制度的威力。这种反差是如何出现的？失信“黑名单”制度如何升格提级，以打捞更多的社会诚信，发挥更大的效力？

　　一方面，对失信的老赖，“黑名单”制度要将相关约束举措拓宽，要向大数据寻求更多威慑力。从现有情况看，该项制度对老赖的约束，主要集中在限制高消费行为、不得注册成为公司法人等举措上。在大数据时代，在信息互通很容易实现的情况下，司法部门可以考虑与更多部门合作，把录入“黑名单”的失信者信息依法披露在更多的社会领域。令失信者不能高消费，甚至办事受阻、难以投资获利等等，进而倒逼其履行守信义务。

　　另一方面，司法部门要积极作为，从刑罚层面来破解对“失信”行为执行难的问题。最高法《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出台，相关失信案件中的拒执行标准也已清晰，司法部门当严格兑现。现代社会，没有谁可以逃离在法规之外成为无法纠治的失信者，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