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陕西盐亭县13岁单亲家庭女孩梁颖因患癌症晚期且家庭贫困，引起广大爱心人士关注，大家纷纷捐款，仅有账目可查的捐款就达到11万余元。梁颖的父亲、爷爷在接受善款时曾承诺，如果梁颖治疗效果不佳，他们将捐出余下的爱心资金，给其他需要救助的患者。今年1月14日，梁颖病重不治去世。有细心的爱心人士发现，当初的捐款并没有用完，于是联系梁颖的家长，但被告知不愿意退钱。随后，当地社区也介入做工作，同样被告知“没钱了，不退”。于是，一场捐款后的退款风波在盐亭发酵，并引发网友激辩。（相关报道见A10版）

　　梁颖的父亲、爷爷在接受善款时曾承诺，捐出余下的爱心资金，直到今天他们还承认当初的承诺。相关部门“希望梁家退4万元，是要捐给镇上一名患尿毒症的5岁孩子使用，这也是让爱心继续传递”。梁家先是答应后又食言，自然会受到爱心人士的诘问。事实上，公众舆论对其食言而肥予以道德拷问，倒也在情理之中。

　　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爱心需要传递”，知恩回报，既是社会公序良俗，也是每个公民理当恪守的公共道德。梁家对社会回报的办法，就是履行此前承诺，退回剩余善款以帮助其他亟待救助的病人。可梁家却决意食言，甚或如梁父所说“真的没钱了”。我赞成一则当考量梁颖父亲和爷爷奶奶既往的艰难和今后的困苦，二则当理解他们刚刚失去亲人的悲伤与痛楚，真的不便给予他们过多的责难，甚至穷追猛打。再说，既然善款已捐赠，财产已实现了转移，梁家所做的仅仅是口头承诺，若将问题升级对簿法庭，其结果只会两败俱伤。

　　问题在于，类似的民事纠葛早非个案。要有效解决此类捐赠后遗症，除了道德的拷问，亟待建立一套爱心捐赠之科学、高效、低成本的运作与监督机制，通过契约规范以约束双方的行为。一是将个人的捐赠行为上升到公开的组织行动。比如此次就有不少人通过银行卡号、微信等直接转账给梁家。既是私下操作，就很难约束受赠方对善款的使用。一旦出现矛盾纠葛，因缺乏有效证据自然难以维护捐助者的权益。若是由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政府社团先接收个人捐款，然后统一转交受赠人，并由中介组织负责善款的监管，则可避免个体监督乏力的难题。

　　二是由公众信得过的慈善公益组织负责接收个人捐款、赠予及监管事宜。通过专业性运作和全程跟踪管理，在提高社会捐助效率的同时，亦可提高自身的公誉度，有益于慈善公益组织的发育成长。去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的《慈善法》草案修改稿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基于慈善目的，可以与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公开募捐，募得款物由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管理”，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三是由口头的约定变成赠予合同，明确规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违约的责任，一旦受赠方违约，即可通过法律手段追究与救济。作为专业的慈善机构，显然更精通此道，得心应手。（刘效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