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

　　“供给侧改革”成为从上到下经常提起的经济热词，也引来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和解读。但是在解读“供给侧改革”中，却出现了用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现象。这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生搬硬套，易于造成误读和误解。

　　美国的“供给学派”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主张高税收会扭曲激励进而造成产出乃至税收减少，该思想被总结为“拉弗曲线”，认为政府减税并配合各种解除管制政策后，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会大增，企业也会增大投资，这样产品供给就会增加。而供给增加会引发产品价格的下降，进而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种新办法被命名为供给侧管理或改革，这套新理论也叫做供给经济学。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曾经采纳过这个学派的政策主张。

　　首先，美国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通胀，而不是中国目前所处的通缩边缘。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贸易逆差巨大，这主要是由财政赤字的扩大推高了利率，进而抬高了汇率所造成的。中国当前经济正处在通缩边缘,老百姓的货币所得减少，购买力下降，影响物价至下跌，造成通货紧缩。尽管我们生活的实际感受是物价上涨，这主要是由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其中最大的负担来自食品价格近年来的刚性上涨，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胀”。

　　其次，美国的供给改革更偏重于市场化的准入来实现经济向好。美国政府通过谨慎地减税，进而提高效率促进社会福利，并不追求马上就可以拉动GDP增长，更没有说可以解决当时最头疼的“滞涨”问题。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更注重政府宏观调节的作用，不是实行需求紧缩，而是供给和需求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而是为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

　　第三，美国供给改革是与制造业和贸易部门被倒逼分不开的，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采取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模式，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民众的需要。

　　对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一些人只看到了难度和悲观，岂不知中国此前早就进行了“供给侧改革”的成功实践。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既取得了需求侧改革的辉煌成绩，更取得了供给侧改革的探索，并因此赢得了普遍认可。

　　美国的“供给学派”改革，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成功，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更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需要改变的是，要用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创新范式来解释中国的经济问题，用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实践，形成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路径。唯有如此，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才能够树立本土性和适应性，实现事半功倍和可持续的改革成果。

　　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盘大棋，当前最重要的是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同时，“放手”不是“甩手”，政府也要切实履行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基本职责。（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