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不能一放了之，而要考虑到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出台配套措施让人们愿意生，养得起。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此举对改善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有积极意义。这些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出发点都是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角度看问题。事实上，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双向互动关系。制定人口政策，不仅要考虑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要反过来，考虑到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认清人口政策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一般认为，资源有限与人口膨胀的矛盾要求控制人口数量。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系统阐述了人口增长的负效应，他认为人口增长会达到生活资料所能供养的极限，进而造成苦难与罪恶。然而，历史事实并没有支持马尔萨斯的论断。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发展会自发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人口不会以 “几何比率”无限增长。

　　经济学家们早已在理论上证明了经济发展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从成本收益角度看，生养孩子要付出成本，但孩子会为父母带来效用(快乐)。一个家庭想要几个孩子取决于抚养孩子边际效用(快乐的增量)与边际成本(成本的增量)之均衡点。随着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总成本和边际成本都不断上升，但增加孩子为家庭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因此收入提高使父母想生育孩子的数量减少。

　　从效用最大化原理角度看，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效用由孩子数量、孩子质量和商品消费组成。在一定收入水平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将在这三者之间分配资源。随着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质量和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在后两者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多，因此会降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虽然不排除个别富裕家庭偏爱多生育孩子，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经济发展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

　　历史事实也是如此。从近半个世纪的数据来看，据世界银行统计，从纵向看，1960年到2013年，世界人均GDP由450美元增至10684美元，而世界粗人口出生率(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平均每千人所出生的人数的比率)却由每千人31.84人下降至每千人19.18人。从横向看，2013年粗人口出生率低收入国家为每千人36.29人，高收入国家为每千人11.63人。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都证明了经济发展导致生育率降低。

　　中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一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即使全面放开二孩，人们的生育意愿也不会大幅提高。有人说，中国人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崇尚多子多福，但经济发展会改变传统文化观念。同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韩国、中国台湾在经济腾飞后也出现了生育率下降的事实。

　　因此，全面两孩不能一放了之，而要考虑到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出台配套措施让人们愿意生，养得起。目前至少要尽快完善三项配套措施。

　　首先，要真正变核准生育为服务生育。在信息化时代，通过全国联网的新生儿登记或户口登记已经可以使政府准确掌握生育信息，让民众多番奔波办理准生证件只会徒增行政成本，为民众带来麻烦。

　　其次，要通过完善生育休假和补贴等制度，提高妇女的生育意愿。现代女性拥有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价值追求，多数人不愿被生养孩子捆绑。为确保全面两孩政策得到响应，需完善生育休假制度，给予生育二孩之女性充足的休假时间和较高的补贴，使女性更好地规划职业生涯，提高其生育意愿。

　　再次，要不断加大对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降低家庭抚养幼儿成本。我国公共育儿设施普遍不足，不少家长感叹：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还难。支持生育两孩、改善人口结构要付出“真金白银”的投入，财政要发挥应有作用，加大对学前教育的公共投入，切实减轻家庭抚养幼儿成本。

　　总之，如何应对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生育意愿的降低，是个全新问题。全面放开两孩后还需未雨绸缪，尽快出台配套措施让人愿意生、养得起。(康珂 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