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如惊雷般炸响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朋友圈“遭遇”刷屏，见面寒暄总要问一句，生还是不生？

　　政策的受益人群，的确陷入了纠结。生还是不生，还真是个问题。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1100多万对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中，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有169万对，占比仅为15.4%。

　　那么全面二孩的政策鼓励，能不能形成效应，让纠结的70后、80后们作出这个有些艰难的人生决定？

　　70后：令人纠结的末班车

　　青岛的李想在得知政策的一瞬间，的确心动了，最近一直在和家人商量这件事。促使她考虑生二胎的，是老人和孩子。她是名70后，家里老大已上初中，正在“闹独立”，不喜欢老人跟在屁股后面。所以习惯了天伦之乐的老人有些失落，鼓励她和丈夫再要一个。

　　李想很孝顺，但考虑老人的心理，只是一个因素。她说，“其实也是想再给自己一个机会，第一次养孩子没有经验，有很多缺憾，希望再有一次机会。”

　　但身为事业关键期的职场女性，兴奋之余便陷入了纠结。

　　首先是接近40岁的年龄让她有些发怵，身体状况能不能搭上这趟末班车?李想倒是个行动派，她怀着忐忑的心去医院咨询医生，却遇到了不少同类——处在尴尬的年龄，要考虑家庭的需要，甚至有的是因为第一胎是女儿，家里给压力，希望再生个儿子。医生给的建议也都差不多：高龄产妇二胎需要谨慎，现在要孩子并发症风险会增加。

　　接着想到的是孩子的教育。老大马上升高中，这一路走来，李想感觉操心最多的还是教育问题。“当然要倾尽所能，给孩子最好的教育，但最好的教育，并非金钱能解决，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事业正在爬坡期的李想甚至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要孩子还是要事业？”

　　更重要的是教育资源并不充足，比如让很多家庭都头疼的“入托难”。单位里的年轻同事经常跟李想抱怨，由于幼儿园数量有限，优质的幼儿园更是不够用，很多达到年龄的孩子却迟迟入不了园，每年幼儿园的报名处就像临近春运的售票口一样。

　　李想觉得，要让70后的女性在考虑要二胎的时候，多一分信心，少一分顾虑，公共资源应该更给力一些。

　　最后想到的才是自己。李想想起老大刚出生时的忙乱，每天在孩子的哭声中起床，又伴随着孩子吵闹中睡去。正是爱美的年纪，由于缺乏经验，又无老人帮忙，“整天蓬头垢面，浑身上下都是孩子的味道，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想照镜子，出门走路都是低着头，刻意不去直视别人的眼睛。”再次回到那样的生活，的确需要勇气。

　　但是，与各种现实考量相比，李想更倾向于以爱的名义生个“老二”。毕竟生孩子这种事情，不得不考虑现实压力，却并不是寻常压力能够阻止的，也不能单纯从功利角度考虑问题。“别的都不考虑，单从孩子角度看，就应该给他添一个弟弟或妹妹，现在的孩子太孤独了。”李想说。

　　80后：“生”与“升”的选择

　　85后王莉倒是很坚决，她觉得自己不太可能会生第二胎。

　　王莉说，单独二孩放开以后，她和丈夫还挺羡慕身边符合条件的朋友，但真正有机会了，细想一下，还是不能生。

　　主要是现实的考量，王莉在一家国企工作，正处于事业的发展期。“对于女性而言，30岁到40岁之间是职业发展的黄金期，当然也是生育二胎的黄金期，如果选择二胎很可能意味着要放弃一些机会。”王莉很清醒。

　　王莉顾虑的不仅仅是产假对工作造成的“真空期”和怀孕期间各种琐碎的事，还有生完孩子后要面临“带两个孩子的困难。”虽然5岁女儿有退休在家的父母帮忙照顾，但还是少不了操心，“有时候觉得力不从心，更何况生完孩子，至少两岁之前是离不开妈妈的。”王莉说。

　　4年磨练，王莉已经算得上是单位的骨干了，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正是为单位创造价值的时候，日程里写满了繁忙，“早上7点多出门，晚上7点才能到家!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生了二娃，没时间陪伴孩子，心里会很愧疚；又不甘心做全职妈妈，毕竟研究生毕业，我也希望能实现一些人生价值。”王莉有些无奈。

　　除了职业发展的顾虑，最“头大”的就是经济因素。作为“京一代”家庭要二孩自然要慎重一些。王莉一家五口住在北京四环的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如果考虑二胎，不可避免的话题是换一套大些的房子，“五环外的房价都不一定承担得了，况且通勤的压力也来了。”

　　其次是教育成本的问题，刚上小学的女儿让王莉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女儿上的是公立幼儿园，每月花费1300元，另外还有钢琴班、美术班、舞蹈班、英语辅导班等兴趣班每年需要支出27000元以上，仅女儿教育一项每年支出就要三四万，加上每月1万多的房贷和生活、医疗成本，目前还能承受，如果再加一个孩子，难免对生活质量和大女儿的培养造成影响，我觉得对工薪家庭来说，要‘二娃’压力真不小。”王莉一口气报出了家庭账本。

　　“不少国家有社会抚养费等举措，从经济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给予帮助。”王莉说，“虽然我知道国内短期内实现不太可能，但要真正让政策达到预期效果，应该在社会抚养待遇方面能有所提高。”王莉说。

　　专家：公共服务必须到位

　　纠结、观望是不少适龄年轻人现在的心态，让她们犹豫不决的，正是痛点所在——公共服务缺乏。

　　“现在的社会资源供给和运行机制，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主要是适应一个家庭一个娃的家庭结构。”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杜洁说。她认为，要真正发挥政策的效能，还要调配好公共资源，让年轻人生娃的同时，能够不影响家庭生活质量、不影响自我职业规划。

　　杜洁认为，从公共政策角度，要解决好公共服务的几个关键点，让年轻人真正自由选择，而不是受到外在环境资源的制约，作出不得已的选择。

　　首先是把生育保险制度完善起来，尽管法律法规均有明确规定，但执行层面的现状却不尽如人意。在一些私营企业，年轻女性生孩子期间很难拿到基本的津贴，“如今政策环境发生变化，如果是出于鼓励女性生育的角度，就应该真正把这项保障举措落到实处，让生孩子这件事情，尽可能地不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

　　其次是大力发展公共托幼事业，杜洁认为，托幼产业应该有更明确的政策支持，就像养老产业一样，不仅在量上要有扩张，质上也要有明显的提升，以减轻年轻夫妇生育二孩的时间成本和教育成本。“比如1—3岁孩子的托管服务，我们面前基本是空白。”

　　第三个政策关键点是消除就业领域的性别歧视。“如果因为生孩子这件事情，女性在就业上遭遇歧视，处于弱势地位，那她们的生育积极性将大受影响。”杜洁说，“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杜洁曾经跟踪研究单独二孩放开后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发现很多企业因为担心用人成本升高，已经开始为女性就业设置隐形障碍。

　　“必须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监管，管控好、消除好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性别歧视。”杜洁呼吁，她认为，女性生育孩子也是一种劳动，其部分成本也应由社会共担，“如果因此而歧视女性，至少说明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仍需提高。”(刘维涛 李亚鸽 张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