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延迟退休需要“慢慢来”，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延迟的步伐必须渐进缓行。其二，在具体政策的安排上，也需要综合考虑各方能力和利益，让企业、员工都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而不是把延迟退休的职工强行“塞”给企业就算完事。

　　2010年9月，也就是大约5年前，本报曾发表社评《退休年龄调整需要充分的预热》，其基本的观点是，延迟退休势在必行，但不仅在实际推进中必须渐进缓行，而且应该在舆论上提早预热、吹风，让即将面临延迟退休压力的民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其时，时任人社部副部长王晓初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提及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和初步设想，事实上已经开始了预热的过程。

　　日前，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提出，人社部准备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而且，方案的设想已经基本成型，即通过小步慢走的方式，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也就是说，经过过去的5年时间，预热程序已经基本结束，延迟退休不仅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已经开始进入正式推进的阶段。

　　日前又有媒体通过相关专家获知，多家研究机构参与提供的方案中， “清华方案”和“社科院方案”最受瞩目。比较而言，清华方案相对激进，方案设想以每年延迟一年的速度，到2030年，男女职工的退休年龄将同步延迟到65 岁。而社科院方案则相对比较温和，即以每几年延迟3个月的速度，经过20年的过渡期，实现延迟5年退休的目标。

　　而据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每年推迟几个月”的表述，未来真正推出的讨论方案，似乎将介于清华方案的“每年推迟1年”，和社科院方案的“几年推迟3个月”之间，成为介乎激进与温和之间的一种折中。

　　这种折中的选择看似太过中庸，其实也自有其必然的道理。

　　延迟退休是牵扯几乎每个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且敏感的事项，不管是本报曾经提出的“预热”过程，还是相关部门极其慎重的决策过程，都是由这种敏感所致。而且，即使预热过程已经完成，公众已经对延迟退休的必要性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并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延迟退休政策的落实仍然需要“慢慢来”。

　　就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和由此带来的养老压力而言，延迟退休不仅势在必行，甚至已经刻不容缓。但正如影响延迟退休政策的因素相对复杂一样，延迟退休政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也必然相当复杂。一方面，因政策调整而不得不延迟退休的职工，可能产生诸多不满和不适。另一方面，这些能力巅峰已过，又可能并不情愿留在工作岗位的员工，究竟还能在工作岗位发挥多大作用、创造多少价值，也很难让人有乐观的预判。尤其在今天的社会，越是充满经济活力的新技术企业，越是对职工的年轻化有强烈的依赖。由此，如果技术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强的企业，因延揽了大量青年才俊而轻装前进，而大量延迟退休人员都沉淀在竞争能力相对落后的产业和企业，则很有可能继续减弱了这些企业的竞争能力乃至生存能力。

　　简言之，如果对职工延迟退休之后如何继续焕发激情、创造价值，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则延迟退休很可能同时给职工和企业带来困扰。对于社保部门而言，确实能够实现多收少支、减少养老金压力的目的，但对于企业而言，除了为职工再多缴几年养老保险之外，可能没有其他任何正向收益。如果这样的局面真的出现，则延迟退休政策，就成了养老难题向职工和企业的硬性转嫁。

　　因此，所谓延迟退休需要“慢慢来”，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延迟的步伐必须渐进缓行。其二，在具体政策的安排上，也需要综合考虑各方能力和利益，让企业、员工都能各得其所、各得其利，而不是把延迟退休的职工强行“塞”给企业就算完事。(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