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中杨某曾通过民事诉讼方式寻求救济，但不意味着此案就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纠纷，法律虽未禁止公安机关调解经济纠纷，但调解经济纠纷显然并非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公安机关更无权将经济纠纷的调解与对刑事案件的处理进行捆绑。

　　央视《焦点访谈》报道深圳警方对一起涉嫌780万元的合同诈骗大案私了撤案后，各路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更多的案情内幕得以披露。其中《南方都市报》记者经调查了解到：被害人杨某2002年曾将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诉至法庭，请求赔偿，但一审二审均被判决败诉。据此，部分公众认为此案纯属经济纠纷。

　　在案件真相尚未完全查清的情况下，《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报道让我们知道此案的案情远比最初想象的复杂。不过即便如此，深圳警方在处理此案过程中的违法嫌疑仍未被消除。

　　杨某曾经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并不意味着此案就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纠纷。事实上，许多经济犯罪就是在经济交往中发生，并以经济纠纷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对于杨某而言，通过起诉银行讨回损失不失为一种本能的选择。但民事诉讼奉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杨某必须自行证明银行存在过错，才能让法院判决银行赔偿损失。由于杨某未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遂以杨某举证不能判其败诉。但需要指出的是，杨某不能自行证明的事实不代表就是虚假的或者不存在的。正因为考虑到公民自行举证能力的限制，法律才把一些情节严重的合同欺诈、民事侵权行为上升到合同诈骗、刑事犯罪的高度，交由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和检察机关代为公诉。

　　因而，杨某在民事败诉后选择寻求刑事救济。深圳警方在报案数月后才决定立案，其间也许经过了仔细的初查，才确认了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此前民事案件的判决结果并非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因为从逻辑上讲，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并非排斥关系，即便银行没有过错，也不能证明钟某取走钱款就是合法的。

　　对照上述法律规定，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既然公安机关已经立案，那么就意味着公安机关已经初步确认此案升级为刑事案件；其次，公安机关撤案的合法理由应当是，经侦查发现案件不符合刑事追诉标准，而非当事人之间的私了；再次，法律虽未禁止公安机关调解经济纠纷，但调解经济纠纷显然并非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更无权将经济纠纷的调解与对刑事案件的处理进行捆绑。据此，之前的“私了撤案”仍是涉嫌违规的，而相关内情仍然需要客观、公允的深入调查。（邓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