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社会主义道德”这个提法。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说过，美国革命、南北战争以及上个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美国历史上的三个转折点。我们应该注意到，即便是后面两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也没有包含明显的社会主义元素，这与不少国家的历史发展有所不同。民权运动的女权、反越战和反种族歧视纲领基本排挤了社会经济改革的诉求。最近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美国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提出，由于严峻的贫富分化，美国正面临着“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社会危机，一场新的革命正在酝酿。如果其预言切中时弊，并且能够变成现实，那么这就是美国历史上第四个转折点了，而且这次，通常不敢或者不愿意把“社会主义”挂在嘴巴上的美国人，终于开始羞怯地谈论社会主义了。桑德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政治纲领除了加强对资本的监管和大力推动社会福利保障，还包括两项具体的民生工作：在政府增加对富人征税之后，让所有的州立大学免收学费，并拿出55亿美元为贫困青年创造100万个工作职位。

　　事实上，从19世纪后半期至今，美国只有断续不稳定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多次使用针对左翼人士的高压政策，譬如在南北战争之后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反社会主义力量的强大逼迫一些接受社会主义观念的美国学者更多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迂回批判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学会的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伊利（1845—1943）就反复强调，经济活动的道德基础是造福所有人，而不是把绝大多数人变成少数权贵的工具，因此严重的贫富分化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他还由道德的角度把消费活动分成节俭舒适的健康生活和有害放纵的奢侈生活，主张以高额奢侈品税限制“个人生活的过度奢侈”。他指出，奢侈生活耗费的自然和社会资源并没有真正造福社会，因为它们原本可以投入更加有利于公益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伊利教授的一些追随者注意到，他所批评的崇尚奢侈是镀金时代美国的文化特征。这个时期大致从19世纪70年代延展到20世纪初，美国的科技、工业和都市化此时有速度惊人的发展。当时人们接受的时尚价值观其实就是无节制的物欲，一是拼命去挣钱以改善物质生活，二是无止境地和他人攀比、炫耀财富。伊利的一位学生在1908年曾经撰文讨论，合理舒适的健康生活到底应该如何来具体界定。他提出，当时在美国的大都市，普通人的六口之家每年有1000美元就足以过上体面健康的生活，基本的衣食住行，教育、娱乐以及为伤病和养老储蓄的需求，都可以满足。问题是，健康生活需要的物质财富有上限吗？这位作者的测算是，即便是富有的六口之家，即便考虑到他们的社交费用和其他额外的开支，每年有6500美元就足够。如果他们在这个数额之外再追求无节制的奢侈生活，相当一部分开支是用于攀比、炫耀和放纵，在健康、心理和道德上只会给他们带来伤害。对工人心狠手辣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后来做过不少慈善事业，并声称要以节俭生活为人表率。当时就有人质疑说，那你干吗不从你的豪宅搬到已然相当舒适的中产阶级街区？这样的话，你的生活不会受任何影响，而你的名誉和影响力会大大提升，你的心理和生理健康会大大改善！

　　这些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美国学者如果读过《墨子》，一定会惊叹。他们会发现这位中国古人提倡过相似的消费观和人际关系。墨子注意到“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即发展生产和节省用度开支是相辅相成的。他并不主张刻意过苦修的生活，相信舒适、节俭、实用完全是统一的，有利于民生，也顺应人情和伦理。譬如说到饮食，墨子的标准是：“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衣服能够冬天暖和、夏天清凉就可以。墨子也反对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伤害、尔虞我诈，主张“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

　　主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当然是重视公益和勤俭的社会主义道德，而不是资本主义贪婪和个人生活的骄奢淫逸。市场机制有利于创造财富，但是不应该被看作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神圣图腾；消费能够让生活舒适和美好，但是不应该被当作是生活目的本身。（彭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