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是一种变种的、隐性的、潜在的腐败。有人形象地描摹为：“打盹型”——精神萎靡不振，遇事装聋作哑；“木偶型”——工作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太极型”——有问题左躲右闪，遇矛盾上推下卸；“比划型”——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说唱型”——动口不动手，务虚不务实。

　　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无心”，在某些部门，“苦干不如巧看”之风盛行，无论初出茅庐的新秀，还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不是千辛万苦“学做事”，而是千方百计“学做人”。于是，不管谁来办事，端茶让座，好不热情，一碰实质，就王顾左右，揣着明白装糊涂，让服务对象有苦难言。二是“无胆”，一些干部感到要求严了、约束多了、责任大了、风险高了，面对风险挑战，畏首畏尾，怕失误被问责。于是，说话“圆滑”，办事“谨慎”，想方设法避事免责，最典型的就是“只当和尚不撞钟”，不敢担当。三是“无能”，一些干部习惯于混日子，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担糠，又不思进取，脑子不想事，心里不装事，坐而空谈无人能比，临机应用百无一能。于是，面对新常态，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

　　凡此“为官不为”者，貌似不争权、不争利，甚至以清廉自居，但与党的宗旨背道而驰、与人民群众期盼格格不入。“为官不为”多以伪装的面目示人，颇具隐蔽性；这种懒政怠政情绪极易引起相互观望、彼此效仿，传染性很强，导致一些地方或群体内系统性不作为，害莫大焉！为官不为导致错失机遇，形成了阻碍改革深化的“延时效应”。如果说贪腐者设置“利益藩篱”，成了深化改革的“拦路虎”；那么，“为官不为”则是延误改革、迟滞发展的“绊脚石”，对党的政策及其执行实效形成了“负向对冲”。为官不为还稀释反腐红利，给人造成错觉。随着反腐力度加大，有的礼不收、饭不吃，但该做的也不做，该协调的也不协调。令人民群众产生反腐遏制了乱作为，却又助长了不作为的误解，对党的形象再次造成损害。

　　干好干坏是能力问题，干与不干则是态度问题。人们可以宽容工作失误，却不能原谅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为此，就必须严明党规党纪，保持正风肃纪的定力与震慑力，扫荡“为官不为”之歪风邪气，弘扬“奋楫争先”之清风正气。

　　对此，有必要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对实绩突出的，要大力褒奖”，同时加强监督问责，“对工作不力的，要约谈诫勉；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以往的考核评价机制和监督问责制度，对不作为这种“隐性”失职界定不清、重视不够、监督不严，导致“庸官能混，懒官能撑”；问而无责、考而无据，使问责和考核常常流于形式，致使为官不为问题蔓延。根除为官不为毒瘤，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改革完善制度机制，划定“行为红线”，充分发挥考核与问责的导向、激励、约束、惩治功能，让会干事的上去、不干事的下去、干坏事的进去。

　　当下，应特别警惕反腐与正风肃纪“临近拐点论”“影响发展论”“打击过头论”等错谬认识，必须利剑高悬，震慑常在，驰而不息。坚持严惩腐败分子与保护干部干事相结合，把工作失误与失职渎职、一般过错与违法乱纪严格区分开来，旗帜鲜明地支持实干者，保护改革者，宽容失误者，追究诬告者，严惩腐败者；坚持查纠用人不正之风与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相结合，对不负责任的及时问责，对不称职的坚决调整，让“为官不为”没有市场，让“平庸之恶”无以藏身。（吴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