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环保法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和阻力：公益诉讼的案例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量涌现；对诉讼案件，地方法院不立案、地方政府不执法现象较为普遍，这一状况的出现与中国的法治结构缺陷密切相关。（4月8日经济参考报）

　　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与以往污染问责不同的是，对于污染严惩不再停留在经济处罚的层面，还应该对相关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唯如此，才更能彰显我国依法治污的信心和决心，也是新环保法赋予环保执法部门的责任与担当。然而，之所以新环保法在实践中乏力，甚至陷入尴尬的境地，一个重要原因是传统GDP考核存在缺陷，没有把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因素充分考虑进去。

　　不难发现，在资源开发中，某些地方狠抓的只是看得见的财富，有时往往忽视了看不见的生态破坏。因此，某些地方“先污染、后治理”，“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现状一直难以改善。由于长期高强度、粗放式、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一些资源开发区的农民抱怨：“有井没有水，有田不能种，裂缝到处有，走路要小心”，承受着环境生态之殇。

　　以往，许多地方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是，由于责任主体不明确，存在有令不行，推诿扯皮，多部门治理不了一处污染源，也就见怪不怪。加之政府监督问责流于形式，环境监管重罚款轻治理，“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也就难免成为一句空话。那么，新环保法理应依法治污却为何乏力，其实质还在于GDP缺陷作祟。

　　如果说过去GDP考核忽视了“环保有价”的理念，那么推行新环保法，就该尽快弥补上传统GDP考核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在具体操作中，应该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将环保列入考核的GDP，是绿色GDP，能够全面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推行绿色GDP，其目的就是弥补传统GDP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客观地讲，倡导绿色GDP，正是基于对现行考核体系的有益补充，而非否定。唯如此，才会让这部好的法律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并扬“齿”立威，让各种污染行为，少些，再少些。(禄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