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北京市医师多点执业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根据规定，医生选择多点执业不再需要先征得所在医院同意，医生从“单位人”走向“社会人”又进了一步。

　　医生呼吁多点执业由来已久，但有关方面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龚晓明是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的一名大夫，他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说，过去医生多点执业需要给医院打报告，经批准后才可。医院里也有人打过报告，都被拒绝了。他不想再重复这个过程，最终只能选择辞职。从法规上说，医生多点执业是合法的，但如果想去其他医院执业，需要获得医院的书面同意。这一纸同意书，让医生望而却步，依然是一道“玻璃门”。取消医院的书面同意，意味着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医生多点执业政策出台不易，主要是牵涉多方利益调整。2013年8月，深圳提出要打破医生执业地点数量限制，并解除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对医生的管制。但深圳市政府以市法制办的名义出具一份意见书，将该改革方案从广东省卫生厅撤回。深圳试点没能从“多点执业”跨越到“自由执业”，也没有打破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对医师资源的垄断。政策中途夭折的原因有很多，最关键的是无法协调医院和医生的关系。

　　多点执业政策出台后，将倒逼医院人事制度改革。如果你是院长，你愿意大夫到处“走穴”吗？取消同意书后，医院院长最头疼的是医生的管理。医生不是医院的私有财产，但医院为医生发工资、缴社保、搭平台，如果医生都去其他医院执业，“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怎么办？多点执业后薪酬怎样算？不同岗位兼职和全职医师如何管？看似只有一项改革，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问题不是卫生部门一家说了算，涉及事业单位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等多项改革，需要从政策和法律上明确医生的权责利，同时兼顾多方利益。

　　实施多点执业，只是让优质医生流动起来，并不能解决资源不足的问题。多点执业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大牌专家教授，而大多数的低年资医生离不开也不愿意离开大医院。西医认“庙”，中医认人，离开大型公立医院这个塔尖，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今后成长空间有限。这种对大医院的依附，反映了我国的医疗人才培养机制并不完善。大多数的医生只能从公立医院培养，医生成长处于单车道状态，无法自由流动。反观口腔医生，自由执业的医生比例最高，北京达到将近50%。私立口腔医院的人才培养已经形成了体系，甚至很多民营口腔医院拿到了博士学位培训点。尽快补齐人才培养这块短板，多点执业的医生才会多起来，从而实现医生自由流动。

　　推行医师多点执业是一盘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打通政策障碍的“最后一公里”，力争实现共赢。随着医师多点执业的推进，患者看病首选医生而不是医院的日子将不再遥远。(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