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校长五年聘期届满，即将卸任，据报道，南科大新校长遴选委员会已设立，委员据称有8位。五年来，朱清时和南科大一直被舆论关注。从南科大五年的建设中，公众可以看到创办一所真正的大学是何等不易。朱清时即将卸任，建设南科大和推进教育改革，仍未有穷期。

　　南科大为高校改革提供了一个样本

　　未来会验证南科大试验是目前国情下不完美但可行的方案，也可能相反。无论如何，它为我们高等教育的未来揭示了一种可能。

　　登陆南科大的网站，架构齐全，秩序井然，除了从“学校简介”或“招生”等栏目可以窥见其“年轻”之外，几乎很难感受到这些年来围绕着它的风风雨雨。从2009年宣布筹备；到2011年首届教改实验班45位学生宣布放弃高考，以及香港科技大学的三位教授因理念不合“不辞而别”引发的“南科大内忧”风波；到2012年得到教育部认可，实行“6+3+1”的招生方案；以及学校管理机制的确立，这个带着叛逆血液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生儿，几经波折，却一直在公众关注和舆论漩涡中挣扎前行。现在，随着首任校长的行将卸任、首届学生的即将毕业，一份阶段性的答卷摆在了每一个关心它的人面前。

　　注定没有标准答案，年轻的南科大还在途中。从师资最初大多为兼任教授的混乱，到现在的相对定型；从2011年首届45位“试水”的学生不足八成的毕业人数，到近两年以188、386递增的本科录取人数。还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候。

　　但尚无法验证的结果，无法抹杀南科大的意义。它所负担的使命——“改革”才是最牵动人心的标签。诚如朱清时所言，“如果南科大变成一个普通的学校，不去做改革，那它就什么都不是。中国已经有几千所这样的高校，再多一所，也没多大意义。”

　　几年的风雨历程，验证了教育改革之难。这是一个高教改革尝试的样本，包涵着诸多细节和情节：理想主义的情怀，个人的能力与意志，以及难以超越的国情和制度之间的杯葛和角力。2011年试验启动之初，它的壮志豪情曾经包括，超脱现行的高考制度；摆脱大学“行政化”的掣肘；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目标(当时是以香港科技大学为样板)。而现在回顾，无论是“6+3+1”的招生方案，还是由地方政府领导、多方参与的理事会，都表明了理想与现实媾和的痕迹。

　　但简单的批评失之轻率。有人说，“南科大、试验不能说已失败，但距成功和原先几乎一样遥远。”朱清时说，“改革就像钝刀子割肉一样”。一切说明教育改革之难。南科大是一个新的产儿，它试图从中国现实的森严中涅槃重生，但时至今日，也还没有真正脱离那个让国人爱恨交加的母体。在它新生的躯体之上，依旧镌刻着旧的创伤。

　　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注定了缺憾难免。唯其如此，我们需要以“改革”的名义给教育改革者以宽容。朱清时的即将离任，本身正是对其改革成果的考验。在这个交接点上，我们继续充满期待——未来会验证南科大试验是目前国情下不完美但可行的方案，也可能相反。无论如何，它为我们高等教育的未来揭示了一种可能。（徐行）

　　能决定大学前途的是制度而非校长

　　中国的大学需要优秀教育家来管理，更需要一种好的制度来支持教育家，以好的制度来保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朱清时任校长的南科大有诸多“先走一步”，如，争取学校相对独立的办学权，倡导大学“去行政化”，毕业生有百分之十八的“退出率”，等等，都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走出了可贵的一步。回顾南科大走过的路，点点滴滴，从世界教育史角度观察，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创造，但其中每一步的艰难，恐怕只有当校长的朱清时本人心里有数（等以后看他的回忆录吧）。

　　因为社会对南科大过于关注，给学校的创立与发展带去不少麻烦。当朱清时和南科大的一言一行、一举一措都成社会关注焦点时，参与其事者都有可能变得格外谨慎，从而也使相关部门缩手缩脚不敢放手鼓励教育改革。对朱清时和南科大的评论一波接一波，体现了社会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期待，同时也说明，在中国，想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有多难！

　　比起创办南科大的预期，朱清时的愿景好像没有实现。但我并不觉得朱清时和南科大“失败”，只不过事情进展没有像热情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按部就班，顺理成章。包括朱清时本人在内，都没想到阻力如此之大。每一步都艰难，往往是进两步退一步，甚或进一步退一步，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中国妥协最多的校长”。然而，朱清时和南科大毕竟是在朝前走，方向正确。

　　朱清时和南科大所做的一切，现在评价为时过早，但最有信度的评价，应当来自南科大的学生，他们已经在学习中发现了学校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爱学校。至于南科大是否能成为中国名校，似乎也无须等几百年，五十年后，公众会看南科大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勇气，当会为位尊厚禄不思进取者扼腕而叹。

　　朱清时即将卸任时，认为有两大遗憾：一是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管理层，二是没能制定好学校的《章程》。他已认识到作为校长应当致力于制度的建设。的确，南科大不能只靠一个校长，需要有精干、科学的管理机构；一所学校，也不能长期靠一个《学校暂行管理办法》，需要建设法典一样的章程。朱清时要离开了，不管会不会再有他那样敢于负责的校长，把一所学校的前途放在一个人的肩膀上，希望靠校长个人的智慧与勇气，显然不够明智。中国的大学需要优秀教育家来管理，更需要一种好的制度来支持教育家，以好的制度来保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到那时候，朱清时们退休与否，不重要。这一点，可能正是朱清时想看到的。其实，朱清时可以无憾，他尽力了。（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