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习了三个多月后，他退出了高考。小林第一次参加高考是为了能够上大学，改变自己的人生；而要参加今年高考，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获得上万元的报酬来贴补他现在的学校生活——他，现在已经是北京一所大学里大一的学生了。据悉，如果最后高考成绩达到“一本”线，最多可以拿到5万元的报酬。（6月9日《北京青年报》）

　　小林的故事有些传奇，但并非空穴来分，近年来高考替考事件频频发生，影响较大的有甘肃天水和安徽砀山等替考事件。高考替考已经从个别、偶发现象发展到规模化、集团化的替考事件，替考“中介”成为职业，考试管理人员参与其中，利益链条清晰可见，替考利益集团已经像“瘟疫”一样传染蔓延。

　　面对此情此景，笔者不禁要问这是个人修养的缺失，还是制度管理的漏洞？应该说两种因素都起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其失在于制而不在于人。

　　替考频繁发生，首先说明中国的高考制度却是如此的软弱，在这里，制度大不过权力，制度迈不过金钱，制度甚至硬不过个人。这实属中国高考制度的悲哀。

　　其次，笔者要问面对着如此猖獗的高考舞弊案，法律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呢？法律是有说法的，按照目前国家的有关规定，代替他人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者，各科成绩无效，并应取消当年的考试资格。然而这样的规定仅仅只是针对“枪手”和应届毕业生而言的，威慑力有限，对处于幕后的策划和组织者难以起效。法治束手无策，或者违法的成本低微，这又是法治的悲哀。

　　趋利避害，是人们的生存本能。然而一些人盲目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者，却无视法律和道德层面的考量，只是计算着收益与成本的比例。

　　高考替考的策划者、组织者们就是如此，他们只看到作弊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尤其是在暴利驱使下，不惜铤而走险。法律的无力使得策划者、组织者则几无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法律的缺位所致。由此，应尽快制定《国家考试法》，依法治考。运用法律的形式规范包括高考在内的各类国家考试，做到有法可依。

　　历史经验和多年的考试社会实践告诉我们，国家要对国家级考试的全过程作出法律规定，特别是具体明确对各种违法行为的处罚，不但使考试舞弊者付出高额成本而无利可图，而且使他们因此受到严厉制裁，彻底改变那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社会现状。从而应运用法律评价导引舆论评价，保障诚信者的应得利益，真正做到不让诚信者吃亏，而让舞弊者不敢伸手。(钱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