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目前一些高校的自主招生沦为“点招”通道。尽管教育部已经明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在一些高校，每人每年给高校捐资便可成为“校董”，获得相应的“点招”指标。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官员。

　　此前，教育部已明文禁止“点招”等违规做法，但一些高校依然我行我素，所以，有必要对高校招生进行清查，看看还有哪些学校在用“点招”、“预留机动名额”等办法，进行权钱交易。此外，捐钱成为“校董”，同时学校回报招生名额这种高校和社会资源“共享”的畸形模式，也需要反思。这种模式在很多高校还被认为是改革创新，可见一些高校的改革被各种利益因素严重异化。

　　我国高校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时，纷纷把成立校董会作为亮点，包括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谈到要成立校董会。学校成立董事会，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管理、监督，本是现代大学治理的重要方式，但中国大学的董事会和国外具有学校管理、决策功能的董事会完全不同，只是一个“联谊会”或者说“资源共享平台”，社会人士成为校董，为的是为自己贴金，以及获得享有学校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的某些特权，并不是代表社会力量参与学校管理决策，监督学校办学，学校也并非真想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管理、监督，而只是以“校董”头衔，吸引社会捐资。

　　真正有价值的学校董事会（理事会），董事会中来自社会人士的“校董”，应该由社会人士选举产生，代表社会力量参与学校办学。校董必须对选举其的社会力量负责、述职，这不能由捐钱而得来。捐钱买来的校董，从一开始就背离“校董”职责。我国高校近年来腐败不断，就因缺乏外部力量参与、监督所致，现在参与监督的外部力量，反而成为腐败的一部分。“校董”的异化，是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表现之一，简单地说，这不是按教育规律办学，而是做教育的生意。本来具有民主管理意味的“校董”就这样成了“特权”阶层。

　　我国高校在改革中存在很多类似的异化，比如招生委员会，国外大学的招生委员会是独立运行，不受行政制约的，而我国大学的招生委员会，则由校长牵头，这意味着赋予校长直接干预招生结果的权力，包括南科大成立的理事会，最后也是由地方政府委派理事，官员理事占了半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就由行政部门主导，行政力量为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就对改革进行“自定义”，结果是，在国外学校办学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治理机制，被“引进”之后全部只有概念、形式，有的甚至成为贪腐的帮凶，利益输送的管道。

　　要避免教育改革异化，必须重建改革机制。改革的方案，应该由全体教师、学生参与讨论、制定，而不只是由行政拍板，像成立校董会这么重大的事件，绝不能由行政主导，要避免行政官员与校董结成利益同盟，如此，校董会才能为学校办学注入正能量，而不是变成败坏学校风气的利益场。（新京报社论）